二、“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和经济建设中的新冒进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党内外的许多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1976 年 10 月 7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共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华国锋即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 月 26 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3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继续沿用“文

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甚至编造理由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许多老同志的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呼吁，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华国锋迫于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呼声，不得不考虑解决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但要求邓小平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被邓小平所拒绝。

针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于 4 月 10 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5 月 3 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作了准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 月 24 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与此同时，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 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

1977 年 7 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①之后，邓小平继续反复多次地讲“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也使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是成绩。在这样的关头，本来应该用一定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但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经济建设中出现新的

①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5.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6

页。

②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5.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5—36

页。

①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7.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9—44

页。

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华国锋继续过去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针。

从 1976 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如要求在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1978 年 2 月，华国锋向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规划，

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 2.5 亿吨。从 1978

年到 1985 年的八年期间，在全国形成 14 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全国基本建设

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按照十年规划，到 1985 年粮食产量要达到

8000 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85％以上；按农业人口达到一人一

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建设 12 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这个十年规划纲要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指标订得过高，基建投资安排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就草率决定。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虽然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了坏作用。

华国锋这时看到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不要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由此出发，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结果造成 1979 和 1980 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困难局面。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这时的“洋冒进”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相比，虽然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发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这次“洋冒进”是以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措外债为特征的。“洋冒进”发生于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后亟须休养生息之时，正如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洋冒进”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总起来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是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