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经济的回升与畸形发展

1968 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基层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1969 年 4 月又召开了中共九大，国内政治形势稍

趋稳定，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动乱已经十分厌恶，和苏联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等原因，从上到下都有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搞好生产的愿望。

1968 年底，周恩来指示即刻着手编制 196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969 年 2 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达了《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个《计划纲要（草稿）》由于是临时班子仓促起草的，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所以比较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难于实施，但它毕竟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的状态，使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1969 年的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并缓慢地回升。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 1966 年的水平。1969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6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比 1966 年增长了 7.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同 1966 年相比，粮食为 98.6％；棉花为 89% ；钢为 87

％；原煤增长 5.6％；原油增长 49，4％；发电量增长 13.9％，1969 年财政收入虽比上年增加 45.8％，但仍未达到 1966 年水平。

上述情况说明 1969 年主要经济指标除少数外，大部分仍然相当于或低于

1966 年的水平。如果与计划指标相比，除原油外，几乎全部未能完成计划。

这表明 1969 年的经济回升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和解决。

进入 1970 年，国务院于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拟定了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经济形势初见好转过于乐观，会议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要求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会议规定 1970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69 年增长 17

％，基建投资增长 46％；粮食产量达到 6000 亿斤—6500 亿斤；钢达到 3500 万吨—4000 万吨；煤达到 4 亿吨—4.3 亿吨等。

为了完成 1970 年度计划指标，使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本年度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根据战备的要求，优先照顾和重点安排内地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70 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中，内地建设占 55％。（二）稳定落实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70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提出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搞好农业机械化等。（三）大力支持地方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和建立地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将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在内的 2600 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有的实行双重领导。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政策措施，1970 年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5.7％，大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 1966 年的指标。

1970 年国民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 1965 年 5 月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1970 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依然持续，“左”的错误还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在这一年的经济工作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基建规模偏大，积累率过高，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内地建设过急过快，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企业下放一哄而下，缺乏统一组织指导，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等等。

1971 年至 1975 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四五”计划强调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四五”计划的第一年 1971 年的经济计划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制定过高的指标，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建设。这样造成这一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供应紧张，货币发行量增加，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周恩来发现了“三个突破”的问题。在 1971 年 12 月 5 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2 月 16 日至1972 年 2 月 12 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起草了《会议纪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若干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但张春桥借口《纪要》长了，不好发，阻止文件下发。这样，到 1972 年底，虽然采取了措施，但“三个突破”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相反还有所发展。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除了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库存，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个窟窿”。

1973 年 1 月 7 日至 3 月 30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的具体措施，提出调整“四五”计划过高的计划指标，大力加强农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精简职工人数。

经过 1972 年和 1973 年两年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1973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1973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39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主要工业和农业产品都有所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0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财政收入 80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实现收支平衡。1973 年成为这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在长期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勤奋工作，使我国的工业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