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千人大会

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起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干部对于当时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对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不够坚决果断。因此，1961 年的调整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步子不大，尤其是工业战线调整的成效甚微，整个国民经济仍处在严重困难之中。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动员全党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更坚决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 7118 人，故通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前一阶段主要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1 月 27 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讲话，对书面报告草稿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广泛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形成了书面报告的定稿，作为会议正式文件下发。1 月 29 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开“出气”会。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也在会上作了讲话。

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中，列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同时指出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1961 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还没有恢复过来；1961 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40％多；市场供应仍然紧张，人民的吃穿用感到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这种严重困难形势的出现，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还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全国的部分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湖南一个地方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书面报告列举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 主要有：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

对于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问题，会议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书面报告指出：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毛泽东在 1 月 30 日的讲话中，

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都表示要承担责任。

会议认真分析了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首先，书面报告提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辽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泽东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 年不行，会要 100 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其次，书面报告提出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而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集中谈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此外，会议提出分散主义的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只反右不反“左”等倾向也是导致犯错误的原因。

书面报告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归纳了 16 条内容，主要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要求过多过急；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不是平均主义。

会议对 1962 年的生产任务和全面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提出 1963 年到

1972 年国民经济发展的 10 年规划。会议强调：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

1962 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

年，争取各方面的调整工作作出新的显著成绩。会议提出了 1962 年经济建设

方面的 10 项工作，主要有：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等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发扬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以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这对于进一步清理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努力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仍然原则上肯定；在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仍有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 在对 1958 年以来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中，仍坚持对彭德怀原有的错误结论，不给他平反。这样，使得“大跃进”和“反

右倾”的错误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