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建国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三次较大的斗争。这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及胡风事件。

电影《武训传》是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而创作的一部传记片。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影片于 1950 年 12 月在上海、北京、天津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

讨论和批判这部影片，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

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抨击了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严厉地批评了对武训的赞扬。社论一发表，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批判文章，掀起了一个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批判运动。7 月 23 日至 28 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联合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8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实际上为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对武训的批判作了总结。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毛泽东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次讨论采取政治批判运动形式是不适当的。对武训本人历史的调查，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

从 1954 年 10 月起，又开始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首先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的。“五四”以来，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虽然在学术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却影响了一批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就是其中的一位。俞平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对版本的考证、作者及其身世的研究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并有广泛的影响。他忽视和否认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和反封建的精神。

解放后，俞平伯虽然力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来研究《红楼梦》，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54 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发表文章，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他们的文章曾经受到压制。文章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本来学术领域中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批评，包括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的批评，都应视作正常的事情。如何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应当由学术界通过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得到解决。毛泽东看了李、蓝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后，把问题提到同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和是否“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高度，在更大规模上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一方面，对李、蓝的文章给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阻拦‘小人物’”的“大人物”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号召对俞平伯、同时对胡适的唯心论展开批判①。毛泽东的信，引起了党内和学术界很大震动。

10 月底至 12 月上旬，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 8 次扩大联席会议，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为此作了检讨。俞平伯也被迫于 1955 年 2 月作出“初步检讨”。学术批判实际上发展成为政治围攻，混淆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伤害了俞平伯和其他一些同志，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34—135 页。

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觉悟。为此，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指示》指出，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还指出，清除各个学术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而这种批评和讨论的态度，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而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应该是自由讨论的，而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应当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自由和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学术上犯了错误的人，不一定要写检讨文章。在进行思想批判和学术批评讨论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了思想批判的深入和发展，并由文艺界迅速地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胡适思想批判全面展开。据统计，到 1955

年 3 月，全国省、市以上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共约在 200 篇以上。把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及其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表现初步揭露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批判。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总的说是成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场战斗，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帮助一大批学者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情思想界限，开始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很难做到深入的学术探讨和评论上的客观、公允与全面，对胡适也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作用，及其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缺乏应有的评价和肯定，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在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从 1955 年初开始，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是一位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左翼文艺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历史上他同一些共产党员文艺作家有过争论。他对文艺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54 年 7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长达 30 万言的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用很大的篇幅反驳了对他的批评，同时对党的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了措词尖锐的批评。在《报告》中，他还提出了自己对文艺领导工作进行改革的意见。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党中央提出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自己不同意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完全是正当的。但是，胡风的行动和意见却遭到误解，被认为是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斗争。

1955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决定公开发表胡风向中央递交的报告中有关理论争论和改进文

艺领导的建议两部分（发表时改名为《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交文艺界讨论。中共中央要求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作为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2 月，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批判。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声势浩大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猛烈展开。

对胡风的批判，直至 1955 年 5 月以前，还只是限于理论批判范围。更为

严重的是 5 月以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为对所谓胡风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所谓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以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问胡风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作法，完全混淆了敌我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胡风等一大批人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酿成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大冤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直到 1980 年 9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

1986 年 6 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6 月 18 日，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对胡风冤案从政治、历史、文艺思想等方面予以彻底平反。

胡风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这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向和原则，注意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和纠正，又要十分注意严格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学术问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采取平等的自由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要防止简单粗暴、无限上纲、采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对学术理论范畴争论的复杂的认识问题，应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双百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决不能操之过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轻率地作出结论，以利于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