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受到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有人从右的方面来理解“双百”方针。这种人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行

政干涉时走向另一极端：不加分析地否认过去的成绩，怀疑以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当自由发表各家学说。毛泽东认为，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刊于《文艺报》1956 年第 23 期，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是这方面的典型。

钟的文章认为，从 1956 年 11 月上海《文汇报》讨论中国电影开始，电影界打破了沉寂，电影的锣鼓敲响了。文章从电影上座率低、大部分收不回成本入手，揭露电影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文章指出：绝对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文章认为，建国以后对过去的中国电影传统加以全面否定，对者演员重视不够。文章指出：电影领导工作必须注意符合电影的创作和生产的规律，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要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条件，培养、锻炼电影演员。这篇文章固然有片面性，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取得的成绩没有充分肯定。但它指出的缺点则是存在的，作者的态度也是善意的。毛泽东将钟惦棐的文章列为右的典型是错误的。不过，这并不能否认当时确有右的错误倾向的存在。

有的则站在“左”的立场看待“双百”方针，对它持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刊于 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是这方面的典型。该文认为，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13 日。

人提倡了；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中，一些人反对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文艺应有高度的思想性、文艺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的文章多起来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后，有许多人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这篇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和估计是片面的。文章中所说的现象和问题确实或多或少存在，但并不是文艺界的主流，更不能将这些归之于实行“双百”方针的结果。毛泽东认为：这几个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他们是以卫道的君子的面目出现的，但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目的。毛泽东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怀疑“双百”方针的。

《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对该文是否正确一直没有表态。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样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代表了中央的精神，而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不赞成“双百”方针，以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却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台湾的报纸则登了钟惦棐的文章。对此，毛风趣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是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喜欢机会主义。

毛泽东在 1957 年多次提到上面两篇文章，批评“左”右两种倾向。他认

为在这两种倾向中“左”是主要的。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说：在我们的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的话讲过头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正因为如此，在 1956 年底和 1957 年春，他在党内外的许多会议上阐述党的“双百”方针。首先，他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而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要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他又说：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

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他指出：“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他说：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①据此，他反复说明：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它将引导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他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为了提高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他劝大家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需要读一读。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第三，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毛泽东指出：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

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他以科学史上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为例，

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他认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另一种学派，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自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报刊上不断发表科学家、艺术家谈“双百”方针的文章。4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遗传学家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对李文极为重视，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李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代写了编者按语。按语道：“这篇文章载在 4

月 29 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90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8 页。

想和措施都应当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②毛泽东对“发展科学必由之路”的精辟概括，再一次指出“双百”方针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

第四，毛泽东将“双百”方针推广为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①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 “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因此，他主张放的方针，认为当时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采取放的方针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文化发展。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我认为，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施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有人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这种意见是很错误的。若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那人民当家作主从何谈起。只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政治问题、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都应自由讨论。这种自由讨论，既可以批评，又可以反批评。那种以为对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是收、是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第五，毛泽东指出：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②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他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 1957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三十个问题），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26 页注释②。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15～416 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91 页。

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 “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①他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鲜明地显示出他是以科学的态度而非宗教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鼓励人们鸣放。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主持分组会议，冯友兰在会上讲了自己对继承问题的看法。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②

毛泽东还正确指出：世界观问题，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们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行不行？也是不行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靠耐心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去解决。他的这一见解应当为马克思主义者牢记。马克思主义要靠灌输，不进行宣传、教育、灌输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但这种宣传、教育、灌输应是循循善诱的，充分说理的，切不可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信马克思主义，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接受。若这样，也许一时似乎见效，但终久是不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讲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

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也可以利用它们。但“双百”方针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毛泽东说：“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①而且对毒草、对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他又指出，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他根据我国的宪法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①这六条是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1～412 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150 页。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0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93 页。

正确的政治标准，它们对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对吗？我以为是对的。至于如何掌握这六条标准，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违背这六条标准的言论和行动是错误的，但并不就一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更不能等同于反革命言行。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是敌我问题。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无论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看，还是从理论上讲，都是正确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巩固发展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