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一、“重提阶级斗争”

1960 年 6 月 24 日 26 日。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

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共产党。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宣布要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 1390 人，撕毁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 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一切设备，给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困难。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的这种背信弃议的行径无疑激怒了毛泽东，影响到他对苏共的看法。1960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国际问题。

这年冬天，河南信阳地区严重的非正常的人口死亡事件被揭露。1961 年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 夸大了敌情，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的指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报告所讲的阶级斗争现象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 1 月 13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三类县、社、队，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估计，全国县、社、队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属三类。

1 月 18 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又说：近几年，调查研究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给他挂上这笔账， 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不管人民死活， 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我们应该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单列为一个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在这次讲话中，他错误地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篡夺，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但总起来看，那时他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1962 年 8、9 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 8 月 6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 问题。在以后的多次大小会上，他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 9 月 24 日的会上，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因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

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如英国、法国等都曾以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 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 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的 1967 年，一些人将毛泽东的话作了整理，归纳成：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路。”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一大段话写进了“九大”政治报告，基本精神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一大段论述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一再进行宣传与教育。

我认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党的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应当坚决否定。但这种否定，又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毛泽东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当作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这是错误的。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大体是正确的、深刻或合理的。

毛泽东提出“基本路线”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导致这次“升级”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从客观上讲，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相对激化。国内经济困难，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利用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这些国内外的因素使得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复辟变天。社会上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现象也有所增加。确实，在农村极个别的社队的领导权为坏人所篡夺，阶级斗争出现了相对激烈的情形。在这时，他提请全党注意阶级斗争问题是对的。但是，他把一定条件下暂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夸大了，并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第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正义的。赫鲁晓夫的某些理论也确实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篡夺，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错误的判断， 反过来又影响到他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他在 8 月 9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

组会上讲，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谈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都搞得干净？历史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又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争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他从苏联想到中国，故一再提出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关于防修反修的思想，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词中也明显流露出。1961 年 10 月，郭沫若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当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之句。毛泽东在同年 11 月 17 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老。其中唱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担心将来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发生“妖雾重来”。

第三，对党内的矛盾、意见分歧作了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内对出现困难形势原因的看法上有分歧。有的同

志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则认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1961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①1962 年 1 月 27 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具体分析。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②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一种委婉的表述。从后来的情形看，毛泽东对这种说法是有保留的。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对形势的看法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发现当年预算有很大赤字。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5 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会议认为，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刘少奇在会上讲：现在经济形势总的来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针对当时有的干部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右倾错误的顾虑。刘少奇解释说：我看对困难形势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他这种看法，也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宁肯把困难设想多一点的领导方法。后来，他又说过：工业上要想退够， 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刘少奇的讲话，也许个别用语不一定恰当，但他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讲是实事求是的。

在 1962 年 8、9 月时，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工业生产还继续下降。毛泽东在这时提出形势问题，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在 8 月

6 日会上讲，有些同志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们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他认为还是回到 1959

①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37 页。

②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20 页。

年庐山会议上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8 月 9 日，在中心小组会上他又说：“要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了，或者大部分黑暗。”在会上， 有的同志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后有压力。对此，毛泽东说：“你压了我那么久，从 1960 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再联系到

1966 年 8 月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在 1962 年犯有右倾，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那时心里有怨气。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他与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有分歧，但在严重困难面前又不好说。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所以阶级敌人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 都是可以战胜的。在产重困难面前，他虽然心情沉重，但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应当说，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并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一片黑暗论”。当时面对国际的反华浪潮，国内的严重困难，党内会不会有人悲观、失望呢？ 肯定是有的。毛泽东的批评如果是指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形势错误看法，这是对的。确实在困难面前，不应悲观，泄气，而应挺起腰杆，奋发图强去战胜困难。可惜，毛泽东指的不仅是一般的干部。另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 如刘少奇所说：主要的倾向不是对困难估计过分，而是估计不足。

如前所述，1961 年以来，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在各地呈现发展之势。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毛泽东批发了一些材料给大家参阅。其中有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座谈会的记录《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安徽省太湖县宣传干部钱让能写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写的《关于推广“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钱让能自 1952 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农业社。1957 年冬下乡当过八个月生产队长，1960 年又到太湖县农村当过七个月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写的报告十分生动，真切， 很有水平，有力他说明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造，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好形式，责任田制度不是单于，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同志是在安徽省委已作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以后向毛泽东推荐的，是很有点勇气的。但这没有打动毛泽东的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单干风”、“包产到户”。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指出：有些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代表富裕农民，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解散集体经济，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他认为：农村中的问题还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进而说：党内有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列主义， 他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言下之意，你们比赫鲁晓夫走的还远。

毛泽东在批评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的同时，还批评所谓的“翻案风”。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于 4 月 27 日发出了《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通知指导下，各地对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在 6 月 16 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申诉自己没有“组织反

党小集团”，“没有里通外国”。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案不能翻。毛泽东对当时大规模的平反有看法。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抽象他讲，一律平反，是不对的。但问题是 1959 年反右倾是错误的，当时恐怕还是平反不彻底。

毛泽东对平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 1958 年以来“左”的错误缺乏根本的认识。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归结于马克思主义与修

正主义的斗争。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有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由此开始，他由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进到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

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面临最紧急的第一任务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所以，他接受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指出：要吸取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重要转折点，毛泽东虽然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背离了“八大”的决议，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把经济建设当作党的中心任务，他自己也亲自抓，搞大跃进。十中全会后，从全党来看，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但从毛泽东本人来看， 他的主要精力则重新转向阶级斗争。他的这种转向势必最终导致全党的中心工作发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