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一、本书写作的动机与目的

毛泽东，现代中国革命之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作为 20 世纪的一位巨人，他的理论，不论正确与错误，他的实践，不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的历史遗产。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种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他的研究历久不衰。

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整个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与现实最为切近，最有意义。毛泽东在 1937 年把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部分，并比做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毛泽东上篇文章做得很好，他自己也满意。下篇文章开头较好，但整个来说并不成功，他自己也不满意。1956 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没有经验。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艰辛的探索，先是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试验”，后又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演习”。他提出的理论和思想，他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胆试验，不论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近几年来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更显得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紧迫性。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唯有新的探索才有兴味。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做得很好，而下篇文章没有做好呢？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在晚年错误愈来愈严重，陷入了悲剧呢？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是成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 认为基本上是抄苏联的，缺乏创造性。他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搞得更好些。这完全正确。可是，就是在此之后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 反而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搞得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

1957 年，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可在实践上，反而不如以前处理得好。以前虽然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远没有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严重，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文件上也写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实践上依然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乃至敌我颠倒，这又是为什么？

1958 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发表了不少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群众的言论，有些思想发前人之未发。可是在实践上却陷入了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如何解释这个矛盾？他自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群众中来的，集中了群众的经验，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 可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矛盾又如何解释？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前进的

远了一点。可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却“不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法宝来打他”。他为什么不怕？他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原理的？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支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错误地指责彭德怀等人犯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对不对？究竟谁犯了经验主义？

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左”的文件，可毛泽东为这了文件写的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是正确的，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的指示。同时，全党从中央到地方，有几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搞“四清”，与工人农民“三同”，搞调查研究，照理讲对形势的认识应当比较符合实际，可事实上，却越来越脱离实际，最后竟得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结论，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头脑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除了领导上的主观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外，有没有社会原因？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马列（而且也确实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严重背离了马列？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哲学，批唯心论，批形而上学，而另一面在事实上又唯心论泛滥， 形而上学盛行？这中间有什么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中翻腾着，弄清这些问题是我所追求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中老年人和广大干部来讲，是极为有益的， 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促使我写本书的又一动机是想帮助青年朋友了解毛泽东的晚年。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对毛泽东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点，多半也是感性的、片面的。有一些人，受“非毛化”思潮的影响，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持全盘否定态度。近几年，也有少数青年，由于某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对毛泽东晚年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主张搞“大民主”等思想发生兴趣。有的甚至以此为自己的错误行动作辩护。因此，帮助青年朋友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注意，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著作，如英国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内， 学术界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则刚刚开始。1988 年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① 有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近几年相继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晚年毛泽东》、

《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轶事》等论文集、回忆文

① 关于这次讨论会的纪要见 1988 年 5 月 9 日《光明日报》。

集和纪实文学。但总的看来，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虽然极其重要、极有意义， 但仍很薄弱，亟待加强。笔者愿为此效一点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