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走资派”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社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河北省的同志在保定地区发现，人民公社存在着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根据群众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工作（简称“四清”，为了与后来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 的大四清相区别，又称“小四清”）。在清查中发现一部分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不参加劳动等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1963 年 2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进行“四清”的经验。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

（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同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由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前，毛泽东收到关于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报告材料二十件。依据这些报告和材料，毛泽东对我国农村及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脱离实际的估计。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形势，可许多干部、党员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熟视无睹。他引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话，并说：我

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要重新革命，他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的根子。他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他在一个批语中是这样描绘当时形势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又一次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说：要抓重点，以前有本《香山记》开头就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 年 9 月，中共中央依据各地试点的经验和情况，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时，从中央至地方的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 1963 年 11 月至 1964 年 4 月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扶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展开“夺权斗争”的“桃园经验”。“经验”讲了运动的全过程。“经验”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比土改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现在阶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毛泽东赞扬王光美，批示要推扩“桃园经验”。中共中央于 9 月 1 日，批转了这个“经验”，要全国所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都学习这一经验。这个“经验” 在当时起了“典型”示范的作用，绝大多数工作队都模仿“桃园经验”的做法。

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片面的、表面的、夸大了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实际上已把运动的重心放到整党内干部上。

9 月，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修订中吸取了“桃园经验”。毛泽东审阅批准了修订稿。修订后的“后十条”，变得更加“左”。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指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越来越“左”。由于把农村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结果一个大队集中十几人以至数十人工作队队员，搞人海战术，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不仅干部因怕挨整而恐慌，就是一

般社员也感到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个问题。这年 12 月 1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 条”，1965 年 1 月 14 日发布）。这次会议纠正了运动中某些“左”的过火的做法，提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改变了以往把所有干部都看成被整的对象和仅由工作队领导的错误做法；运动中不搞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写进了正式文件。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中简称为“走资派”）的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如前所说，1964 年 5 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就认为：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年 12 月 5 日，他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查清楚，才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来源”是上边。12 月 12 日，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批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批语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批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可以说：“走资派”的概念已基本形成，不过语言还不十分规范化。

在 12 月召开的全国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你不搞清干部，贫下中农通不过，迫切的是干部。这次运动的中心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入手，不行。他引了杜甫《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射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指出，要抓住当权派。当时，他认为，省委、部委也有烂掉的。有的部长、省委书记被擒下了马。

毛泽东指出重点整“走资派”还有一层意思，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在“后十条”、“桃园经验”的指导下，所有干部一开始都靠边站，成了挨整的对象。他认为，这样整，面太宽，伤人太多，要发生“左”的潮流。他提请大家注意，不要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子。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要先解放一批，退赔要合情合理，挤牙膏挤不干净，留一点也可以，宽大处理，要给出路。他举历史上陈平为例。他说：陈平宰肉甚均，他作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告发他，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找他谈话，说人家告你贪污。陈说：我养的人多，那是我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在运动中，发现干部多吃多占现象比较普遍。毛泽东讲，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我只有 430 元，有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秘书雇不起。他认为目前正在火头上，一、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他的意见：对一般干部的多吃多占和少量的贪污，不要揪住不放，要解放他们。

从 12 月 20 日会议上看：关于运动重点整走资派这一点，毛泽东与刘少

奇及其他领导人并无分歧。关于运动的性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有三种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前两种提法是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提出的。毛泽东主张第三种提法。在 12 月 28 日的会上，他讲：“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又说：“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的话表明，虽然讨论中有不同的提法，但并没有发生重大争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在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重点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重大争执。这种看法，有待于确凿的材料来证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二十三条”，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做法有一定的纠正，中止了运动继续向极左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又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转移到党内，“左”的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左” 的实践，而“左”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左”的理论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左” 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但是应当指出：（一）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农村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城市的工厂只有少数单位进行试点。（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包括阶级斗争，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运动中注意抓生产。

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错整了部分干部，也伤了部分群众的积极性，但对解决干部作风、制止贪污盗窃、改进经营管理方面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