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需要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本人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反对到需要到欣赏的过程。

伟大的历史运动需要有杰出的的人物来领导，而伟大的历史运动定会造就出这样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胜利、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荣誉。大约从 1940 年起，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就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1943 年，正值毛泽东 50 岁，党内一些同志酿酿为毛泽东祝寿（当时延安 50 岁祝寿较流行），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当时有人还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赞成这一提法，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当时谦虚谨慎。他告诫全党要力戒骄傲，推荐大家读郭沫若写的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致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经验”，认为“会是很有益的”。他在信中恳切他说：“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②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

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显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苗头。不过，毛泽东自己比较清醒。他在《“七大” 工作方针》讲话中说：“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他又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①这是出于毛泽东的肺腑之语，绝不是客套话。

① 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 页。

② 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41 页。

① 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6 日。

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 “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②在进北京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在新的考试面前考个好成绩。在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他内心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大典结束回到住地，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③

开国之初，有的城市拟议建立毛泽东铜像，以表示对自己领袖的尊敬与热爱。1950 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时站像四幅。5 月 20 日，毛泽东在来函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又批：“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10 月 27 日，毛泽东批示：“不要这样做”，并转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初期，他头脑清醒。1952 年 9 月 25 日，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将两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在1953 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他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意见，又说，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因为当时报刊上有马、恩、列、斯、毛的提法。1953 年，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他将二些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1954 年

月拟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为这稿加写了如下的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954 年，毛泽东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他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①有人提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他拒绝了这种提议。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4 月，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变化，7 月以后则十分明显，反映出苏联理论界开始批评个人崇拜，批评教条主义。1953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送中宣部两个材料。一个

是《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着重介绍 1953 年 7 月以后苏联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揭露社会科学中个人崇拜的表现，从理论上批评个人崇拜，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党的集体领导的情况。另一个是《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两个材料刊在《宣教动态》1954 年 3、4 期。1954 年 3 月 27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

②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43 页。

③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156 页。

①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1 页。

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在接到张闻天的报送材料的第二天，即 4 月 28 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这一批示说明他对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的重视。驻苏使馆搞的三个材料，反映了张闻天在理论上政治上是一个很强、很敏感的人。

1955 年，有同志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顺便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红卫兵也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但也没有被采纳。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在农业合作化、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毛泽东虽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突然袭击的做法，但他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揭露和克服个人崇拜所做的努力，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的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个人崇拜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个人崇拜有害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扬。文章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筹备中共“八大”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中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根据这种意见，“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没有再写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八大”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这实在是冤枉了人。国外许多研究者认为“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败，刘少奇的一个胜利，这纯粹是不了解内情的一种无根据的推断①。

总的看来，直到 1956 年，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本人也比较谨慎。不过，他在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时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也有对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没有提出要消除对他的个人崇拜的问题。

到了 1956 年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

1956 年 12 月 29 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看来并不是因为“一论”（即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已讲了，而是另有其原因。1957 年 3 月1 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

① “八大”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也与苏共“二十大”无关，“八大”党章最早的草稿是由胡乔木执笔的，在 1955 年 10 月 20 日已写成了，胡乔木的草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

（参见许卿卿、王镝鸣的《毛泽东领导了“八大”文件起草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从康生讲话中可看出：在写

《再论》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所变化，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在 3 月 10 日的会上，毛泽东讲：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外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吗？抽象看似乎有点道理。细细分析却有问题：第一，把崇拜个人与崇拜真理混为一谈。毛泽东不主张盲目服从，这是对的，但提倡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提倡盲目服从，因为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是盲目服从。第二，他讲崇拜真理，这似乎也不错。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本身是需要由社会实践检验的。对已有的真理采取崇拜的态度，就会犯教条主义，阻碍真理的发展。如果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联系起来，那问题就更大，因为在被崇拜者看来，他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即使像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但却坚信自己总的来讲是不会错的。对崇拜者来讲，他之所以崇拜某个人，就是因为凭他的经验、心理，总认为被崇拜的个人一定是对的。我认为，我们应对真理采取科学态度，相信真理，坚持真理，而又不盲目崇拜真理。第三，毛泽东把个人权威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个人权威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更离不开。这一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已有充分说明。即使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有杰出人物，需要杰出人物的权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同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专制和专断。毛泽东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讲话，滋长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因为在他和他的崇拜者看来，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属于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那时有的领导人就讲：“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也应指出：毛泽东虽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并不赞成盲从。在 1958

年 5 月 8 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讲破除迷信时，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圣即违法”的传统。5 月 17 日，他又讲：“昨天有一位同志讲，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是真正确的，与他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言论不一致。

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1959 年庐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刘少奇在 8 月 17 日的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领袖问题，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怎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

的。”庐山会议后，9 月 9 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彭德怀。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苏共二十大后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是彭德怀。他指责，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讲：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人个崇拜”的，也可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宣传。刘少奇混淆了“个人崇拜”和“个人威信”，主张搞个人崇拜，批判反对个人崇拜。1959 年 12 月 2 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他又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大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感到他与刘少奇等同志在形势、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到制定“二十三条”时，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把他架空了。关于这种感觉，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谈到。1966 年 10 月 25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1967 年 2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市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又说：好几年前，我就要洗涮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毛泽东是深深懂得舆论的重要性的人。1965 年 1 月 9 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讲过：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没有个人崇拜，因而垮台了。为了把“失去”的权“夺回来”，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无上的地位。1970 年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夜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其实，在那时，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够可以的了。可他还嫌不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对斯诺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了刘少奇、蒋介石（按：毛泽东把刘少奇与蒋介石并提，混淆了敌我，这

是其一。其二，树立刘少奇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我们这边总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毛泽东在这里把需要领袖与需要个人崇拜混淆一起来。革命领袖是需要的，树立、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也是需要的，但这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两回事。

正是在“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思想的支配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了一个狂热的造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