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复杂性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中间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试验中，从中国来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毛泽东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提出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1956 年～1957 年，毛泽东批判斯大林的无矛盾论，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矛盾，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导致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左”的错误。1958 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以否定， 但其中包含的在农村发展工业、将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今我国农村乡镇工业即滥觞于此。毛泽东在 1956 年告诫全党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这是非常深刻的。在以后他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这也是很好的。但他没有注意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而且过分夸大了党内的阴暗面，到了1964 年底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

样一来一个本来很可贵的思想逐渐走向了反面。他在 1957 年提出的“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的论点是正确的。他对“修正主义”有严重误解。但他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有战略思想，不失为一种天才的预见。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要简单化，既不要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要作简单的否定，而应做具体的分析。再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并非一开始错误思想就占主导地位。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一种是理论正确，实践也正确。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晚年不多，但从局部来看，还是有的。如， 1958 年在纠正共产风时，毛泽东提出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搞一平二调等。又如，1961 年初，他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调查研究年。另一种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有能贯彻，或贯彻得不好，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关于“双百”方针。还有一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不过，在毛泽东本人看来， 这并不错误，而是正确，结果是形成了错误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阶级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的阶级

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引发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反过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可简单化，需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因为理论上、文件上有某些正确的话，就肯定其实践也正确，也不能因为实践上犯错误，反过来就简单否定其理论，认为其基本理论也错误。

第三，个人因素与集体因素的复杂性。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论正确与否，都不纯粹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党与集体。不能认为，正确的是属于集体领导的，错误的是他个人的。也不能认为，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 其他领导人则是正确的。事实上，1957 年的反右斗争，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 年的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1963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其他的领导人也有责任。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早在 1943 年 3 月 22 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毛泽东在晚年个人专断日趋严重，许多重大决策未经充分讨论就由他个人作出，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错误确实是属于他个人的，或主要是他个人的。不过这种个人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关系仍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这一文件表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主要责任在他。但这一文件形式上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中央也要负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中共中央未作讨论。从在京中央领导人对聂元梓等人 1966 年 5 月 25 日的大字报态度看，他们是不赞成“四大”方式的。6 月 1 日，毛泽东在杭州未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个人决定广播聂等人的大字报，用“四大”搞“文化大革命”，这责任属于他个人。可后来， 这种方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得到了确认。总之，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他个人的因素与集体的因素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既不能因他是第一把手，又有个人专断的缺点，就把所有责任都归于他，又不能因为许多理论、决策在形式上是集体作出的，或集体确认的而为毛泽东开脱主要责任。这里要指出的是，本书在涉及毛泽东的缺点时，有时还涉及到其他同志，这种涉及只是一种历史的再现，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决无要故意贬损那一位同志。

第四，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国内与国际条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国内因素是主要的，这是不待而言的。但也不能忽略国际因素。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上英国的设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在主要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目标的影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更明显地与国际形势变动有关。

第五，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复杂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密切的关联。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产物，又受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激烈地批孔，批传统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渊博知识和精湛造诣曾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

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了他身上的一个负担。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体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切忌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注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