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警惕形成贵族阶层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除了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帝国主义挑拨插手外，从共产党自身来讲，主要是领导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化方针的错误。因此，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注重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矛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3、354 页。

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①他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讲演中又说：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们有事，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只有向工厂的厂长、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闹。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明显突出出来了，成了主要矛盾。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贵族阶层，刘少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1 月 10 日）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讲了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的问题。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啰）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引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部工人成了工人贵族阶层的论述。列宁讲过，英国这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殖民地得来的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使这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脱离下层工人，不愿意革命了。刘少奇认为：“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从刘少奇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曾讨论这个问题。在报告里，他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他说： “在教育问题上，毛主席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都要有进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刘少奇提出：“以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

他进而指出：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当时实行配给制，猪肉、花生米等供应紧张，一般人花生米买不到。刘少奇说：而我们是买得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注意，不知不觉地享受了这些特权。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一闹起事情来，一上马路，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原则上应该取消。

就在这次报告中，刘少奇还引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提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前面已论及。确实，在如何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搞好廉政建设方面，可以借鉴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刘少奇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56 年 12 月 4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5～ 326 页。

日，他指出：“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1957 年 2 月 24 日，他在同中共石家庄市、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这次提的意见来看，对付敌人的意见不提了，而提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批评领导，对领导提意见，一切问题集中到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了。这是新情况，这是好事，因为敌人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同年 3 月 4 日，刘少奇在中共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议上讲：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了，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农民对社长不满，说合作社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斗我们乡干部。工人斗厂长，意见提不完。学校也是这样，意见提不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的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他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以后会长期有的，到共产主义也会有的。3 月 24 日，他在湖南省委干部会上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矛盾，这许多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的矛盾，更确切他讲，就是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们领导不好。归根到底，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4 月 27 日，刘少奇在上海市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又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他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①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 年 3 月 25 日）中说：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4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该社论着重谈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出来。”

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一对矛盾，渗透在一切单位和部门，涵盖了所有的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领导者是国家的、集体的、全局的利益的代表者，也是群众的利益的代表者。领导者一般比较能从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上去看待问题。因此，领导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但由于领导者主要从事领导管理工作，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比较容易忽视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各种具体情况。而群众则往往较多地从局部的、当时当地的情况去看问题，比较注重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领导与群众这一矛盾处理得好，从整个社会来讲就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

① 刘少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得到发挥，社会发展就迅速。从某一单位的生产、工作来讲，亦是这样。有人担心，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会导

致群众把矛头引向领导？我认为用不着担心。首先这一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那就能自觉的认识这一矛盾，正确处理矛盾，使领导者注意警惕自己的领导正确与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对不对头？有没有脱离群众，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何？这样，工作中就能立于主动。承认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毛泽东曾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不承认这一矛盾，就陷入盲目性，就潜伏着引发更大的更尖锐的矛盾。这种教训国际国内都有。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党中央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等问题甚为警惕。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被列为第一项内容。

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形成贵族阶层，毛泽东在 1957～1958 年，大力提倡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打掉官气，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军队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接触战士。1963 年，毛泽东又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眼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防止出少数人的“高薪阶层”，毛泽东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和国家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为了防止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泽东十分注重广大群众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945 年 7 月，黄炎培等五人访问延安。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在历史上，真所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注意这一问题。“三反”“五反”、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讲，都是为了跳出这周期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张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但其中发动群众对广大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这一精神还是合理的，不应否定。官僚主义者，以权谋私者，蜕化变质者，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群众监督不可取。用怎样的方式来实行广大群众对干部的民主监督呢？这需要加以总结、研究。

为了防止出贵族阶层，毛泽东很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早在 1952 年，他就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①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① 黄炎培：《延安归来记》，国讯书店 1945 年 7 月版，引自《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37 页。

书谈话时（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964 年，他在同王海蓉谈话时又讲了相类似的话。1967 年毛泽东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战国策》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诉干部不要溺爱自己的子女。他说：《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建议大家读《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

可以说，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是毛泽东晚年经常思索的问题之一。但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过分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964 年 12 月，他认为，党内已形成了一个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这样，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因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而变成了谬误。同时，毛泽东主要是想通过阶级斗争来防止出“贵族阶层”，而忽视了从制度上加以研究解决。

总起来说，1956～1957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还不充分，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缺少成功经验，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论述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补充、修正、完善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未能沿着正确的方面继续发展，而是将本来是正确的理论作了过分的夸大从而陷入了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