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跃进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一、由批评“反冒进”到“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 1955 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 年 9 月、12 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问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①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②

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 1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

条》，规定 1967 年粮食产量达 1 万亿斤（1990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8158 亿斤）。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 5 卷，第 221、223 页。

②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 5 卷，第 221、223 页。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 “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布了这一设想。他在报告一开始就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①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些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防止冒进。他在 1956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 月 4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预算，议定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 日， 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 4 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在 6 月 12 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再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 12 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 月 20 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 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不赞成反冒进。他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上讲，社论送给他看， 他批了“不看”二字。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尽管如此，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搞大跃进。①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还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5 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 1961 年）苏联要在牛肉、黄

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1957 年 11 月 6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受到鼓舞，找英国进

①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59 页。

①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在一些社论里使用“巨大的大跃”、“很大的跃进”等语言，见

10 月 27 日、11 月 13 日、12 月 12 日等社论。

行比赛。他在 11 月 18 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 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1957 年 12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他说：在十五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②这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毛泽东从 1956 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

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 1956 年的反

冒进。他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1955 年 12 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1956 年 6 月一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 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又说：由于反冒进，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在三中全会上，我讲去年吹掉三条，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一个曲折，右派一攻（注：指 1957 年整风时有人提出，经济建设中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他认为， “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周恩来等同志不得不作检讨。

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他认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基本形成。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批评不赞同冒进的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他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计会主义的总

② 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3 日。

路线。”①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 年超过英国、15 年赶上美国。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奇想，而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思想的产物。1958 年八大二次会议后， 全国热气腾腾，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7 月 5 日，刘少奇在视察石景山发电厂时对工人说：你们谈的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 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 年 3 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15 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 15 年，7、8 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数算，有这股劲，我看 7、8 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后，周恩来再也不提反冒进。1957 年 6 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56 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首次使用“跃进”一词。在 1958 年，他积极支持大跃进。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据薄一波回忆：“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奖章。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①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次毛主席在颐年堂接待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边走边谈，议论着形势和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人民日报》上登了。”“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我看看。”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扁，认为“这个提法很好”。②总之，大跃进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的反映。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③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迅速发展。6 月 21 日，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 年的钢产量可超过 3000 万吨，1962 年可达 8000 至 9000 万吨。毛泽东批转了这一报告。6

月 22 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

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 3 年，两年是能的。这主要的是钢”。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1958 年 5 月 23 日）。

①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 71 页。

②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公司 1989 年版，第 222～223 页。

①正是依据这些设想，毛泽东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

番达 1070 万吨。

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 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 1000 斤到 1500 斤（1957 年全国平均每人粮食为 406 斤），并认为在今后

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 2000 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一般人认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很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 10％。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 1958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红

旗》杂志第 5 期上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说：过去广东粮食每年平均增产不过 6％，大丰收的 1956 年增产也不过 10％，可在今年仅春夏的粮食产量的增产就达 60％。文章认为，广东今年全省实现亩产粮食 1000

斤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广东一年三造，水稻亩产达 1 万斤也是可能的。

1958 年夏天，报纸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 1958

年 8 月 1 日报导河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 15000 斤；8 月 9 日报导福建省花生

亩产 4200 多斤；8 月 10 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 16000 多斤；8 月 12

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 8275 斤；8 月 13 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省“麻

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同时又报导福建花生

亩产 10500 斤。“卫星”比着放，谎活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8 月 14 日

《人民日报》报导福建花生亩产 12271 斤；8 月 17 日报导，还是福建出现了

花生亩产 13241 斤；8 月 22 日报导安徽中稻亩产 43075 斤 9 两；8 月 30 日报

导湖北中稻亩产 43869 斤 4 两；9 月 5 日报导广东省中稻亩产 60437 斤，并刊有新华社记者摄的“13 个人站在水稻上压也压不倒”的照片；9 月 18 日报导广西中稻亩产 130434 斤 10 两 4 钱。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新华半月刊》

1958 年第 19 号上刊登的《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1958 年 10 月 10 日）》。这些报导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党中央的许多领导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中说：今年夏粮增长达 69％，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成倍地增长。1958 年确实是个丰收年，但粮食的产量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面对丰收的景象，面对虚假的产量数字， 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视察河北、山东农村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①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

重要的决定：一是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达 1070 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力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278 页。

①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 年 8 月 29 日）。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据有人不完全的统计，1958 年达 13 次之多），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 1956 年那样起来抵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1955 年以前，毛泽东“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主义”①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②但 1955 年以后，则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 1959 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 1958

年的 1070 万吨翻一番还多，达 3000 万吨，粮食产量要达 8000 亿斤至 1 万亿

斤。1960 年的钢产量为 5000 万吨，粮食为 1.3 万亿斤。到 1962 年第二个五

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 8000 万吨至 1 亿吨，粮食达 1.5 万亿斤。工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2.9～57％，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30.7％（《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

稿）》）。毛泽东在 9 月 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 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可以二年基本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9 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 你看怪不怪。”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 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工业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个人感觉、意志提出的。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 年我国钢产量为 535 万吨，1958 年的成都会议通过的 1958 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账（即公布的必须完成的）为

625 万吨，第二本账（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 700 万吨。这已是够大跃进了。但有些人还不满足。这年 5 月，华东地区提出，1958 年华东的钢产量达 600 万吨。根据各地汇报，冶金部推算 1959 年的钢产量可达 3000 万吨。6

月的一天，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钢产量可达 900 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他问王鹤寿，翻一番行不行？ 王鹤寿认为，行，上得去。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王鹤寿说，当时我以为搞小土群能上去，“我确实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于是 8 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毛泽东当时心中也无把握，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 1958 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 450 万吨钢。

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这次会议决定 1959 年的指标为 2700 万

①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4 页。

②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05 页。

①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七一》杂志，1958 年第 5 期。

吨，争取达 3000 万吨。到了同年 12 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 1959

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账为 1800 万吨，第二本账为 2200 万吨。在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 1650 万吨。到 8 月的

庐山会议最后定为 1200 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需要，当感觉到指标太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1958 年冬至 1959 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 1960 年的指标仍打得很高。计划 1960 年工业总值生产比 1959 年增长 29％，

钢产量为 1840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38％，煤产量为 4.25 亿吨，比 1959 年

增长 22％，粮食产量为 5940 亿斤，比 1959 年增长 10％，棉花产量为 5300

万担，比 1959 年增长 10％。到 6 月，发现指标过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指出：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点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标高了，完不成，要下决心改。他说：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 在各省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直到1960 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 1964 年统计，建国以后到

1964 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 1958 年以后开工的，在

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 1950 年至 1979 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 36.2％，炼铁占 32.7％，采煤占 29.6％，机制纸占 33.8％，棉纺锭占 25.9％，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应量等）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1958 年大力批判“马鞍形”［即所谓的跃进（1956）——保守（1957）大跃进（1958）］，而结果不得不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马鞍形。粮食产量 1957 年为 3900 亿斤，1958 年为 4000 亿斤，1959

年为 3400 亿斤，1960 年又降至 2800 亿斤，直到 1964 年才达到 3880 亿斤，

接近 1957 年的水平。钢产量 1958 年为 1070 万吨（合格的好钢为 800 万吨），

1959 年为 1387 万吨，1962 年降至 667 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平均每年增长 11.3％；第二个五年计扒（1958～1962）则为

—0.4％。年人均粮食 1957 年为 406 斤，1962 年为 329 斤，1965 年为 365

斤，还没有达到 1952 年的 395 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 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 1988 年《全国统计年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1956 年为 20.50‰，1957 年为 23.23‰，1958 年为 17.24‰，1959 年为 10.19‰， 1960 年为—4.57‰，1961 年为 3.78‰，1962 年全国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

26.99‰。①河南省人口波动更大。河南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1956 年为 21.85

① 《全国统计年鉴》1960 年的全国总人口为 66207 万人，比 1959 年 67207 万人减少 1000 万。1961 年为

65859 万人，比 1960 年减少 348 万。这两年的全国总人口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

然增长率推算，1960 年全国总人口变为 66900 万人，比 1959 年减少 307 万人，1961 年全国总人口应为66457

‰，1957 年为 21.90‰，1958 年为 20.46‰，1959 年为 13.95‰，1960 年为

—25.59‰，1961 年为 5.13‰，1962 年为 29.47‰。②这一全国性的人口波动并非其他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 1960 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卫士们回忆， 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上大学的女儿李纳与其他人一样饿饭。他本人也两腿浮肿。他 7 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毛泽东回答说：“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