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与不足

从理论上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正确的，它的锋芒主要是反对唯心论。可是就整个《前十条》来讲，明显有“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一个矛盾。

1963～1964 年，毛泽东大力提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

1964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实践论》、

《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指示，全党出现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先是中央和省一级干部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1963 年 5 月，《前十条》下达后，更多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调查研究。到 1964 年下半年，全国则有数百万的干部（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多干部到农村、工厂，时间又这么长， 这是建国以后从未有的。照理讲，全党对中国社会情况的认识应当更趋于正确，可事实却相反，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类矛盾？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方面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结果把许多并·331 非是阶级斗争的现象说成是阶级斗争。二是毛泽东的认识论本身有局限性。

毛泽东的认识论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强调实践与群众在认识中的作用， 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对基本矛盾来讲认识论，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运动过程的根本规律。1964 年 9 月 25 日，他在致刘少奇信中提出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更为简洁的概括：“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

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①毛泽东讲认识论，重点放在批评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唯心论上，他把人脑比作一个加工厂，注重加工的原料来源。他的认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 简明，扼要，易懂，不搞烦琐哲学。

196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 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了唯物论，但是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墨子、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我认为可以说，毛泽东从总体上，从宏观上将实践与认识、感性认识与理论认识的关系讲清楚了，从宏观上讲清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伟大贡献，也是他认识论的最大优点。毛泽东认识论的最大优点，同时又是他认识论的一大局限， 因为他讲认识论始终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他对认识如何从实践中来，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等问题没有加以具体论述，对认识过程中思维的作用、思维的形式、思维的规律、思维的方法等缺少研究。而这方面的问题，正是认识论中最细微复杂的难题，需要将认识放在“显微镜”下加以分析、综合。在认识活动中，原料自然十分重要，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认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不行。但这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了原料，即使是丰富的、优质的原料， 大脑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正如工业生产中同样的原料，但由于工厂设备不同，加工制作的工艺、方法不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同，最后的成品也不同。因此，认识的原料固然重要，对原料的加工制作更重要。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认识能力问题，知识结构问题，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情绪问题，以至身体状况问题等。从认识论上来讲，主要是研究加工制作的方法亦即思维的形式、方法、规律问题，这也是人们通常所你的狭义的辩证逻辑问题。毛泽东讲认识论， 只是从宏观上讲，而未能深入到思维领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很感兴趣。1961 年，他同李达谈话时曾说， 他想研究辩证逻辑。这也许是毛泽东想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苦于没有时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教条主义，也批评经验主义，号召学理论，学哲学。他的《实践论》批唯理论，也批经验论，这些都应肯定。将毛泽东的哲学说成是经验论是错误的。但也应承认，毛泽东对辩证思维研究不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现实阶级斗争的主观主义估计的原因之一，是将马、列某些论断教条化，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表面现象加以片面夸大，当作事物的本质与全体；把个别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正确的、普遍的；把非阶级斗争的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广大干部虽然在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论文，虽然在农村、工厂与工人、贫下中农“三同”，搞调查研究，虽然有大量的感性材料，但由于加工、制作、改造有问题，由于“左”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起作用，因而仍然不能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在这方面不仅存在着错误的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还存在着上级领导的错误与下级领导错误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根据由

①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4～845 页。

下面送上来的、不够实事求是、甚至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材料，作出了夸大阶级斗争的判断，而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反过来又影响了全党干部，产生了更错误的材料和报告，这样的错误的材料和报告再送到毛泽东那里，又会使毛泽东的认识起变化。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竟然得出建国 15 年后“三分天下有其二”、“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如何防止类似的恶性循环出现，这是党的领导工作中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认识论的这种不足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界。在五、六十年代的哲学教学中，大部分教员基本上参照《实践论》的体系讲认识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亦是如此，该书没有辩证逻辑的内容。直至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