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大革命”原因论析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的。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直到 1976 年，他还讲：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嘛！他认为：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依照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正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1、396 页。

毛泽东的上述见解是始终一贯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讲，能自圆其说。不过，他的说明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应当看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而形成的。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没有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使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从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 1957 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过去十几年“左”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了极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确实又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以往“左” 的错误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先导。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可能至今仍不能认识 1957 年以来毛泽东和我们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错误自然是“文化大革命” 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是不待而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了这个直接原因后还进一步指出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缺乏经验，犯错误就难免。这一方面又包括：（1）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2）由于我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并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处理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3）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如：“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4）苏联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反对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

第二，毛泽东本人的骄傲，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产生这些缺点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决议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看到，像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除了如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两个阶级斗争的产物，中国社会也不存在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站在宏

观的历史的立场上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和表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7 年反右以来积存起来的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斗争、冲突，集中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揭发、批判、斗争。毛泽东在 1967 年夏说过：“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起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工作组确实整过一小部分群众，引起了被整群众的不满，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至于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左”的，运动中将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的性质搞错了。不过，也应承认，当时北大有些单位的干群矛盾很尖锐。1961 年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争论激烈，改选进行一年多。这种情况导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哲学系的部分党员教师成了整陆平的积极分子。1965 年“二十三条”下达后，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的干预下，纠正了对陆平的错误批判，但又反过来，开会整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要积极分子作检讨。康生、曹轶欧正是利用这种情况，策动聂元梓等人写了所谓的“第一张大字报”。从全国来讲，“文化大革命” 前党内确实存在阴暗面，有的干部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有的搞特权、蜕化变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凡是这方面问题多的干部，受群众的冲击就厉害。毛泽东的错误是片面夸大了党内的黑暗面。事实上，从全国讲，干群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一开始，大多数群众起来保干部，反对将本单位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要打倒的原因。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看，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社会能否安定、经济能否繁荣发展。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罢工、罢课、闹事、以至发生骚乱、动乱。

第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小生产者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的泛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本人的“左”的错误，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吹，但也不可否认，这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破坏性极大。派性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所以毛泽东在 1967 年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这样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很容易泛滥的，要遏止它，消除它却很难。

此外，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者；毛泽东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也来之于农民小生产者。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很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社会上存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外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欲膨胀，野心发作，想在造反中大捞一把，在中央则形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地方和部门则产生了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正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各门部的造反起家的人，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不止。

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是直接原因；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 发展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原因；长期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中国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