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

毛泽东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作为十大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加以论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越发感到他这样做的意义之重大。

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毛泽东这里说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对外国关系上，较多地只注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而未能敢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未能在同资本主义侵略、渗透、颠覆作斗争的同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又由于大国沙文主义，苏联人常常瞧不起其他国家，因而不能向其他的国家、民族学习。这样，苏联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陷入了片面性，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脱离了整个世界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依据辩证法的两点论，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但必须是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机械搬运。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

建国以后，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另一方面则对西方资本主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8 页。

义国家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指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应采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学他们的长处，不要学他们的短处、缺点，要将普遍真理的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总之，世界在进步、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

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有没有值得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只是把它们看成批判的对象。这种态度也影响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毛泽东在 1956 年提出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不同，文学艺术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又不同，因此，在如何学习外国上也应具体对待。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如何学习外国、特别是如何学习外国的艺术作了精辟的说明。

根据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他特别强调，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艺术与自然科学不同。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艺术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他批评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批评有的人否认自己民族的艺术，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搞“全盘西化”。他说：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他指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因此，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他反复讲：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不要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丧失民族的信心。要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做到中外结合，首先要做到中外精通。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不中不西的东西，非马非驴成了骡子那样的东西。毛泽东也反对保守主义。他说：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他批评清末西太后盲目排斥外国的东西。

清末的洋务官僚派提出“中学力体，西学为用”，企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在此以后，一些守旧派也不断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毛泽

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

不应该分中西”。①这一解释，简洁明了，从新的角度批判了“中体西用”。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是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的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学习，但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可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总之，“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②1964 年，他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个字概括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方针。

毛泽东在 1956 年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十分适时的，这表明他在当时确实是要打开国门的。③但由于国际环境的局限，也由于后来思想上“左”的东西的滋长，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不怎么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要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并取得显著的成效。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有少数人借机鼓吹全盘西化，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丑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这是应当加以认真纠正的。

①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2 页。

②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 752、753 页。

③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利用外资的设想。他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中国工业化时专门讲了利用外资问题。详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

第 336 页。建国后，他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他想尽办法，利用矛盾，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50 年代，他尽力争取苏联的援助。70 年代，他抓住时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80 年代以来对外开放，正是对毛泽东力争外援、利用外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