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若干工作方法

领导是一门艺术。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就提出注意工作方法问题。到了延安时期，他更自觉地将哲学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样的名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新的领域。1958 年，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总结，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智慧，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他在前言中说：“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政治情况的需要。”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虽然其中许多内容是正确的，但从总的倾向看，它是为“大跃进”作准备的，带有“左”的印记。

1959 年 4 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先是提出“工作方法九条”，之后作了补充，搞了一个“工作方法十六条”。他指出：“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

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他又说：“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他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工作方法有问题，因此，“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他提出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要当机立断”、“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多数人”、“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解放思想”等。《工作方法十六条》是为纠“左”而提出的，因此许多内容至今看来仍有价值，但由于纠“左”只涉及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而没有触及指导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痕迹。

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59 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一一介绍，这里只能介绍若干方法。

（一）一切经过试验通过个别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倡导的工作方法。在 1958 年，他重新提出“一切经过试验”。

1957 年湖北省红安县的干部，走出办公室，同农民、技术人员一起搞科学试验，种丰产试验田，取得经验，指导和推动广泛的群众生产活动。毛泽东对此种方法十分赞扬，并加以推广。1957 年 10 月 9 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其后，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写道：“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令人遗憾的是，在大跃进中，种试验田不仅流于形式，而且出现了假的、虚报浮夸现象，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风。为了“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毛泽东提出：“口

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但在实际上， “一切经过试验”，被抛之于九霄云外。许多地方的苦干成了无根据的蛮干。放手发动群众成了一哄而起的运动群众。人民公社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无不是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立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开的。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的。我们要有朝气勃勃，但是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的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敢想、敢说、敢做’ 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①刘少奇的这一总结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这里还要讲一下如何对待典型经验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个性中寓于着共性。但个别不等于一般，个性不等于共性。任何典型经验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结合。因此，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时要注意那些有普遍适用性，那些则没有。在学习、运用典型经验时，不可生搬硬套，

①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28 页。

要善于将普遍的东西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事情、有的任务，在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可以办到。而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则暂时还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决不可作这样的推论：既然某某可以办到，其他地方也一定可以办到。

（二）抓两头，带中间

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稍慢。有的个人、单位、部门、地区的工作做得好些，有些则做得差些，有的则处于一般。先进与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为了做好工作，毛泽东提出“抓两头，带中间” 的领导方法。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状况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先进，是指要善于发现先进，帮助、培养先进，总结其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中间与落后向先进转化。抓落后。是指积极帮助落后。做好工作，使之转化为先进，并总结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抓好落后，对先进和中间也是一种促进。先进与落后是相对而言的，先进并非一切都是先进，也有落后之处；落后也非一切落后，也有积极因素可利用；先进并非永远是先进，弄得不好，会转化为中间以至落后，无论对先进，还是对落后，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态度。

（三）设置对立面这是毛泽东在 1958 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今天许多论者对“设置对立面”持否定态度。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方法，我将尽可能地介绍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

3 月 9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他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指出：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

3 月 10 日，他又讲：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

3 月 22 日，他讲：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

3 月 25 日，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

在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讲了设置对立面的问题。在 5

月 8 日的会上，他说：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于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反右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了大字报，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他进一步解释说：设置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上不存在而去设置。所谓对立，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在 5 月 20 日的会上，他再次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他说：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

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办法设置对立面。抬高水的位置让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

1959 年 3 月 27 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就关于如何召开县和公社会议问题上指出，县召五级（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干部会，每一级都要有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

（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毛泽东这种建议，为的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求得正确的、符合广大群众的政策。

3 月 29 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又指出：城市，无论工矿企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

在庐山会议上，在 7 月 11 日夜，他对人说：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毛泽东关于设置对立面的意见正确吗？1978 年以后，大多数论者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一）对立面在没有发展到一阶段，是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法过早暴露出来的。（二）客观事物中不存在的对立面，是不能人为设置的，人为设置对立面给我国造成严重损失。（三）“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唯心论。①我以为这种评论失之偏颇。毛泽东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搞阶级斗争（如 1957 年反右斗争），搞党内斗争（如 1959 年的反右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极其有害的，对此应当加以否定。但由此全面否定“设置对立面”这一命题就值得商榷了。

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的论述中，所谓“设置对立面”的方法包括以下含义：（1）客观上有对立面的才能设置，客观上没有的，不能人为地设置；（2）所谓设置，其实是自觉地把对立面暴露出来，揭露出来；（3）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讲，自觉地设置对立面，可以有比较，有辩论，可以防止片面性。这一点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懂得，朝廷设谏官，专门提意见。我以为“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不应否定。1987 年 7 月 17 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①“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不仅在领导工作中，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经常运用，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广泛使用。反衬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① 李秀潭：《“设置对立面”命题质疑》，《光明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

① 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思想方法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1～492 页。

（四）多谋善断这是针对大跃进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而发的。毛泽东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谋是基础，有多谋才有善断。谋就是要同人商量。多谋，就要与多方面的人商量，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看各方面的材料、各种方案。他批评有些人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特别强调要听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认为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正确。他指出，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不拘形式，也可以跟秘书谋，与左右干部谋，与工人、农民谋。

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所以不仅要多谋，还要善断。光谋不断叫做优柔寡断。三国时有个郭嘉，先在袁绍手下当谋臣，他感到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深得曹操的重用，为曹操出谋划策。曹操平定天下，郭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曹操痛惜。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一读陈寿撰的《三国志·郭嘉传》，学习郭嘉多谋善断。1959 年 6 月，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谋是断的基础，多谋才能善断，但多谋并不等于善断。如何才能善断？这就需要“多思”，“善思”，即对谋得的各种意见、方案、材料加以科学的抽象，加工制作改造，从而作出正确的决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当然，谋与断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谋中有断，断中有谋。

善断，不仅包含断的正确与否，而且还包括时机。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指挥战争中，抓住战机尤为重要。故作为统帅、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时机。他把“当机立断”作为“十六条工作方法”之一。他解释说：“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

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时候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五）留有余地 1958 年的高指标，弄得很被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指标订得很高，实现不了，就挫伤群众积极性，

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的，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过去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丢掉了。留有余地也是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两条经验；第一条留有余地；第二条是抓住重点。

留有余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就讲过：指标要确实可靠，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是替自己留余地。但实际上，成都会议后，高指标不仅没有压下来，反而变得更高。195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下面发生的对群众生活不关心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

着头皮去干，少于一点就被叫‘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虽然明确地把“留有余的”作为工作方法提出。但庐山会议反右倾，又出现高指标。要留有余地，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是主观主义的计划，即使是留有余地，那也还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是自以为留有余地而实际上仍然是过高的。

（六）波浪式前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亦即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不少论述。针对大跃进以来一些人头脑过热，犯有直线性的毛病。他把“波浪式前进” 列为一条工作方法。他说：波浪式前进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不能老是翻一番。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但不能天天搞高潮，美国从 1860 到 1958 年的 99 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每年都是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

波浪式前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经济建设也不例外。建设的速度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年年一样。计划工作做得好，发展过程中的波浪起伏就可能小些。计划工作做得不好，发生比例严重失调，就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波浪的起伏就大些，甚至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在经济建设中，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中，都要防止直线性、片面性，自觉运用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以防止因主观主义失误而造成的大起大落的波折。

（七）红与专的结合，政治与业务的结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过去我们是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科技。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的任务。同时，他又指出：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他解释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1958 年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过分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脱离技术的“左”的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3 页。

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需要加以纠正。但是，我们在纠正这些错误的同时，不应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法和逻辑”。他甚至“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程度。”他自己感到自然科学知识不足，需要补课。1958 年 9 月，他在视察途中还读科学技术方面的书。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与毛泽东一起视察的张治中发现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技术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认为：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建议十分正确。要做好领导工作，领导者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懂得必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懂得必要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化。1958 年工作中的失误，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经济发展的知识有关。

以上的工作方法，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有的并没有能真正实行，有的实行中走了样，但就其基本的内容和精神而言，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