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民主”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修改“5·16”通知时已下定决心，要清洗刘少奇及其在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但以什么方式来清洗还没有定。是用历来的自上而下的罢官方式呢，还是采取别的方式？这也许是毛泽东正在考虑之中的一个问题。从 1965 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他感到文化革命阻力很大，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认为，党、政、军里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恐怕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在 1966 年 10 月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去年 11 月批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说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他继续说：去年八月以来，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 5 月 16 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 1967 年 2 月，他又说：“过去我们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决计选择另外的方式。

在革命形式的选择上，毛泽东自然会想到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那时，他认为，“四大”是一个创造，是适合革命新内容的新形式，“四大”是大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四大”是揭露矛盾、对付官僚主义的好办法。而下层的群

① 此话出自毛泽东 1921 年 1 月 28 日致彭璜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9 页。

众，自然也会想到运用“四大”来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 5 月 25 日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以前，有的学校机关就已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写出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是“向上攻的”。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决定用它来“点火”。后来他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 月 1 日晚 8 时广播后，成千上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北大的校系领导冲垮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彻底打乱了。其他学校、机关、以至工厂、农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到北大声援、取经，开大串连之先河。其他学校也效法北大，停课闹革命，揭批“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工作组力图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但毛泽东视之为镇压群众，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张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实际取消了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

在极左的热潮鼓动下，中小学生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大潮。6 月 2 日清华大学附中贴出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6 月 24 日，7 月 4 日，7 月 27 日，又以“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6 月 24 日的大字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大字报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大字报进一步论说“造反之必要”，同时又说：“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青年学子，血气方刚，意气奋发，大字报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大字报很合毛泽东的口味。他在 8 月 1 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同时，又希望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封信被列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信很快传到社会上，于是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北京、席卷全国。整个中国上空响着“造反有理”的吼声。

为了把北京“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大串连。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 8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1 千 3 百万人。一时间，乘车不花钱，一些胆子大的大中学生跑遍全国。有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有的只是为了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到处玩玩。

“文化大革命”起于学校、机关，但很快波及整个社会，生产受到影响。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大乱，6 月 30 日，刘少奇、邓

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7 月 2 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于是中央发出通知，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指出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1966 年 12 月，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战线的文化革命。林彪提出： “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工厂、农村的造反运动、批判干部运动也兴起了。1967 年 1 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影响到全国。什么样的权可以夺？当时的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毛泽东在 1 月 21 日说：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运动。当时中央除极个别部之外，绝大部分的部均被夺权、接管。对此，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群众出现了分裂，最初是在对待工作组上群众分两派，是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之后是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群众保这一些干部，反另一些干部，另一部分群众则持相反的态度。你保的干部，我反，你反的干部，我保；最后集中到夺权斗争上，谁来掌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一个单位，以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方组织是不革命的，是老保，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先是文斗，后是武斗。像堂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 1968 年春夏还是武斗不止，两派分别割据一些地方。至于外地，互相开枪、开炮者绝不是少数。真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

对天下大乱，全面内战，毛泽东怎么看？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讲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毁坏旧宇宙，创立新宇宙。他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批写道：“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一乱，吾人恒厌乱则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

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① 这一段话十分精彩。把乱看成是绝对的坏，把平和看成绝对的好，是一种庸人的肤浅的观点。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上述话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性格与气质。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这种性质与气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造反，学校大乱，许多人怕乱。他则认为，不用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到了 1967 年后，全国大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战不止。在旁观者看来，在事后看来，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表征。他却不这样看。他在视察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很乱。其实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样看来，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当然，他并不是认为越乱越好，并不主张无限止乱下去。1967 年初，为了稳定、控制局势，他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两派，因此内战并没有停止。

“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毛泽东烧起来的。大火烧起来后，他对一些极左的东西，如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武斗等提出过批评。这一点与 1958 年相类似。在夺权过程中，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他批评说：解放后十七年，正确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因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说：怀疑一切，怀疑不怀疑自己，打倒一切，打倒不打倒自己。他还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他提出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是对的。可是当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诬陷、迫害老干部进行激烈斗争时，毛泽东又严厉批评者同志，斥之为“二月逆流”，致使运动进一步沿着“打倒一切”的极左方向滑去。

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运动起来后，他本人也难以控制。在 1966 年 10 月 2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认为：运动可能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按照他的这种设想，周恩来在 10 月 28 日讲，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周恩来又说：“主席说春节前告一段落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实际情况是春节前不仅没有告一段落而且进行了夺权斗争，大乱进一步升级。

1967 年 7 月至 9 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听取各地汇报时，他对文化革命作了许多指示。从他的讲话的总的精神看，他力图扭转大乱的局势，希望大乱走向大治。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要实行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己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一犯错误就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5～186 页。

打倒。根据当时情况，他提出文化革命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收尾。后来，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中央一再发布制止武斗布告，但收效不大。中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帮助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 1968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

员会才成立。从 19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到 1968 年 9 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个月。

在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呢？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从他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看，他在肯定文化革命的前提下强调注意政策，提出在清理阶级阶级队伍时要做到稳、准、狠，重点是一个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他批评了一些极左的做法，提出对像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一批二养，一批二用，给予出路。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想把“九大”开成如延安“七大”那样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了表示团结、落实政策，“九大” 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挨整、靠边站的老干部参加。毛泽东赞同周恩来提出让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的建议。此时徐海东已患重病，但还是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上了主席台。在“九大”，毛泽东强调要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的。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大相信，”他批评进驻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军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抓人太多（按：北大一万多人，抓了五百多人）。他认为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都放回去。他结合党的历史讲一个时期有一个主要倾向，同时又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醒中央委员：“要小心谨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他深感党内矛盾的尖锐复杂，林彪、江青等一伙极左派与“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的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他本想让多一些老同志进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大名单，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对，不得不让步，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单。“九大”没有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他说：文化革命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他对党潜藏的危机表示忧虑，呼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共“九大”之后，他一次一次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安定团结”。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存在，也由于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党团结不起来，全国安定不下来。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以为“文化大革命”只需几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法在有生之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坏。即使工厂停产，机关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林彪仍然讲，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谱成曲，当歌唱。倒是毛泽东自己首先起来讲“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在于“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一开始就说：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 all — roundCiviIWar，我也学会了这句话。到处打，分成两派，每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每一个学校分成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成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又说：武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那时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到了 1975 年底，1976 年初，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足。不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否定，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作为文化革命发动者、领导者的毛泽东，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恶果估计不足。

总之，毛泽东想用“四大”，通过“大民主”，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全面揭发党内黑暗面，清洗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实际的结果是导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四大”、“大民主”成了林彪、江青的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为各地各单位大大小小有政治野心的人、投机分子窃取权力的工具。“四大”在形式上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发生严重分裂，由于坏人的利用与挑动，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形成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专政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 38 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

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 382 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 70 多万人，被

迫害致死的达 3.4 万多人。总的估计，全国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

诛连的达 1 亿人以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经济损失了 5000 亿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①“文化大革命”表明：“大民主”不可取，应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