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逼上粱山”到批判天才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当林彪趁机大搞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又有点不安。洞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颂扬存有疑虑、戒心是很自然的。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很难向旁人吐露。1966 年 7 月 8 日，他借中共中央摧发林彪“5.18”讲话之机，给江青写了封两千字的长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他引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 4 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 5 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值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旭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他又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冷水，帮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对林彪的“5·18”讲话，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发，他拖了两个月，直到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才以文件形式下发。

毛泽东的这封长信，涉及面很广，因此，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自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信的重点是毛泽东在自我解剖。有的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旨在通过江青遥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信的基本点是：为形势所迫，他只好上梁山，流露出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9·13”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①在批林时，这封信在党内公布了，以证明毛泽东早有“预见”，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

毛泽东的信是在武汉写的。写完后由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修改。首先看到这信的是周恩来和王任重。周恩来看了信后提出去大连说

① 对信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 年第 3 期。

服林彪改正。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林彪表面上答应了。这月的 25 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又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要说那些话的指示。8 月 4 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不要再用“顶峰”、“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等话。但当时新任的中宣部长陶铸认为：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要求，不宜全部停止使用。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听毛泽东的话，不仅继续大讲，而且越讲越厉害，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毛泽东被大大地神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极端地庸俗化、形式化、简单化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崇拜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集体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小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有关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流行一时。到处张贴毛主席的语录，书写颂扬毛主席的标语、口号，到处挂毛主席的画像，许多单位树立毛泽东的塑像（北京大学还树了两尊大的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的像章。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无人敢提出异议，因为谁要提出异议，就是反毛主席，是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对宗教式的崇拜、极端庸俗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在审阅氢弹爆炸公报时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字样勾掉，也把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光焰无际”几字删去。第二天，他又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的。他又说：世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公报中） “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

他反对到处建造他的塑像。1967 年 7 月 5 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类事情是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他还风趣地说过：你们让我白天黑夜、风雨无阻地为你们守大门，站岗（按：当时的塑像一般都站立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大门内），我不于。他对利用铝等金属做大量的像章也不满，批示：还我飞机。

林彪一伙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批评。1967 年 12 月 17 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是对的。人为地树立权威是不行的，是十个有十个要垮台的。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人在公众中威信高的时候，

他并不感到需要有意识地去树立自己的威信。当他感到需要人为地为自己树立威信时，恰恰是他还没有威信，或原来的威信发生动摇，正在逐渐下降中。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圈去“九大”党章草案中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语句中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提出：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毛泽东的回答是：党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毛泽东提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将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绝对化，认为这一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提出“井冈山道路通天下” 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人安斋库治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7 年 11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际上一些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也吹得很厉害。1968 年 3 月 29 日，他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宣传，不要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1968 年 9 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批道：“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他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典范” 等统统删去。

应当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对造神运动中的许多极端做法提出过批评，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以“天才”问题发难，用“天才”问题打人，用“天才”论作为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的垫脚石。毛泽东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专批天才论。他讲：在搞对他的个人崇拜上，他是“逼上梁山”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批“天才论”，批林彪、陈伯达，也是被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的。

《我的一点意见》只有七百多字，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按：指陈伯达在林彪指使下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语录》及《林副主席的指示》）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按：指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德文版第三版的序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到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只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

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把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把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原稿上还有一句：“陈伯达抓住林彪的八条如获至宝。”林彪请求毛泽东删去，毛泽东同意了。原稿上陈伯达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是因林彪的要求而加上去的。

《我的一点意见》言简意赅，不仅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搞天才论的政治目的，而且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方面批判了天才论。天才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观，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少数英雄、天才、伟人、帝王，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认识论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根本的，第二个是从属的。但为了科学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很好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只有科学的回答了杰出人物、英雄的思想、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真正驳倒天才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陷入天才论、英雄史观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英雄、天才人物的思想来之于社会实践，来之于广大群众。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受骗上当，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这几年党内不提倡读马列的书。这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因为如前所述，林彪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纠正林彪的错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说：“现在不读马列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呀。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又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还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因为上当，得到了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批示、谈话中又强调学马列。10 月 15 日，在叶群的检讨上毛泽东批写道：“一个共产党员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12 月 29 日，他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不同程度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要降温。他说：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按：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谦，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其他一概辞去。”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信那一套呢？毛泽东问斯诺，在北京的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给你谈了这些情况？斯诺回答，他们说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你这么坦率。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①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很快传达到群众。全国“降温”。但应当说，这种“降温”只是形式的，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然没有触动，因为就在这次谈论中，毛泽东坚持个人崇拜是必要的观点。他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毛泽东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威望同个人崇拜混淆起来。

1971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上批示： “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一批示更明显地是为批评、纠正林彪的错误而发的。林彪一伙对被指斥为“骗子”，肯定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从 3 月 21 日到 3 月 31 日加紧炮制《“571”工程纪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普遍都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文章。

1971 年 8～9 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又多次从理论上批判天才论。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 1918 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又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对天才的这种解释是新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他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的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了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

①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把毛泽东在 1970 年 12 月 18 日谈话过程中说的话，写成在谈话结束后送斯诺到门口时说，并把毛泽东的话误解为‘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据此把毛泽东说成是“孤僧”。中国人自己编辑的《世纪行》电视片，又把毛泽东的话移到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斯诺说的。这就更加离开原意。

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号召唱《国际歌》（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国际歌的歌词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历史，是我们劳动群众。” 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多字的文件，就是提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能说毛泽东对天才论的批判不对吗？不深刻吗？我想不能。

那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能说毛泽东已认识到个人崇拜不对吗？能说中国社会中已不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吗？同样不能。

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否认后者，否认毛泽东晚年在历史观上实际上陷入唯心论。我们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否认前者，否认毛泽东在理论上仍然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