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民万岁”与“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但这两者有时又可共存于一个人身上。斯大林一方面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依然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有的讲得相当不错。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写道：斯大林“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建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在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毛泽东自己身上得到了重演，而且更加严重。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的根本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是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的毛泽东的名言。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狂热的造神运动的时代，他抛弃了上述思想了吗？在言论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批评工作组时反复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指责：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其要害是镇压群众。他认为，他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的对立主要在于对群众的态度上。毛泽东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 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发党内的阴暗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他始终站在群众一边说话。他提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他又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直到 1975～1976 年，他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都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

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离脱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他告诫“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受了冲击，心里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他同情受压迫者、小人物。他说，“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在 1949 年的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他挥手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同样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报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欢呼。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是出于内心的，毛泽东喊“人民万岁” 同样也是真诚的。这两者是一致的。人民虔诚地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感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两者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正因为这样，人民把毛泽东看成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因此，谁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党、反对国家，就是反革命。毛泽东成了当代最大的“圣人”。“非圣即违法”。人民把毛泽东置于“至尊”的地位。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他代表了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整个民族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及其无数的崇拜者并不认为“个人崇拜”与唯物观史之间有什么矛盾。其实，个人崇拜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个人崇拜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创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党、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的每一个成就都归功于领袖个人，把领袖人物看成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贬低以至于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宣传成真理的化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洞察一切、不犯错误的神人。在个人崇拜盛行时，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人民群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个人崇拜使得广大亿万群众崇拜个人，迷信英雄，失去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堕于奴隶服从的地位。个人崇拜压抑以至窒息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动性、极积性和创造性。个人崇拜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李大钊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英雄崇拜论时指出：崇拜英雄使崇拜者“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迷信英雄乃“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①李大钊说这些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李大钊对崇拜英雄的批判是深刻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从客观上讲，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热爱他，信赖他，歌颂他，但这种热爱、信赖、歌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把他神化了。

①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 167、168、169 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303 页～304 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方面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李大钊在论述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指出：农民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农民运动的一个缺点。因此革命党人应该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歌声，经常吹入他们的耳鼓②。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把他看成是“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确实唱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真挚的爱戴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我认为，对《东方红》这首民歌加以指责是极不公正的。但确实也应看到“大救星”的歌词夹杂着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心理。小生产者个人崇拜的心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使对领袖的热爱转化为对领袖的崇拜。1958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刚放下铲土的铁锨，一名解放军战士立刻就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并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毛泽东的卫士长说：“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在普通的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存在，就是在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前面讲到 1957 年黄炎培、陈叔通不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意见就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在中国存在着对毛泽东崇拜的广泛社会基础。没有这一点，任何个人都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如此规模的造神运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1956 年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原因时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乃是传统因素，那就是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民主”。①福斯特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具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在意识形态里，孔子被捧为“圣人”、“非圣即违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激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了孔子，否定了孔子的绝对权威。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些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军队里，在革命根据地内实现了革命民主主义，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对斯诺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讨嫌对他们的歌功颂德，反对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

②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第 874 页。

① 福斯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 年 7 月 2 日），见《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40 页。

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在一个很长时间里，谁也不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置一词。就这方面而言，不仅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有对列宁、马克思的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主观上来讲，毛泽东本人有责任。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将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混为一谈，而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二是，在一连串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不虚心了。

最后还应指出，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并不否认领袖、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并不是否认维护领导者威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人为地去树立权威，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以及将人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