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 1974 年 1 月 18 日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紧接着，江青一伙在 1 月 24、25 日擅自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前后，江青等人又以个人名义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及连队、人民公社送材料、写信。由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学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至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都齐声声讨孔子。

“批林批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批林批孔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按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最

初设想和意图：“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五四以来孔子成了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代名词。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有的红卫兵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在破“四旧”时曾想要砸孔庙、毁孔府。

196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外宾谈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在大学文科，如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战线进行革命。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斗“走资派”，“夺权”，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在以后，虽然也有文章提到批孔，但未成气候。

1969 年 5 月 1 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批孔。几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内容，其中说：“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社论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诬蔑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但此后也没有发表有份量的批孔文章。 1973 年 5 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

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先秦诸子的论文集。郭沫若在书中表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他承认，他“有点袒护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时抑墨，认为墨子在

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同情公室而反对私门。”郭沫若的书出来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他的好友杜国库，好墨学，担心郭沫若这样做“会替旧势力张目”。郭沫若却另有看法，认为不会的，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写的。针对当时有人“歌颂赢政，有意阿世”这一点，他在书中对秦始皇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对“焚书坑儒”进行了抨击。故有人认为郭沫若对秦王的批评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张革新，哲学上是唯物主义，诗文清新、精细、富有哲理。毛泽东很爱柳文。他曾逐字逐句阅读了章士钊撰写的《柳文指要》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该书“文化大革命”前完成初稿，1971 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肯定唐承秦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割据，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为什么想起看《十批判书》，而且还把郭沫若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谜。

1973 年 5 月 20 日到 31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讲：我们的同志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据江青在批孔运动时讲，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孔。但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江青没有说。

月 4 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 在谈话中，毛泽东讲：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毛泽东赞成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提出，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月 3 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 2253 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搞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是反孔的，这点，毛泽东早知道。他找杨文看后批示：杨文颇好。

8 月 5 日，毛泽东叫江青去。据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她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尤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与郭沫若是至交，两个互相敬仰，诗作多有唱和。也许正因为交谊甚笃，所以毛泽车对《十批判书》的批评也就直言而严厉。这种批评，纯属学术问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并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要公开批郭沫若。事实上，毛泽东是反对公开点名批郭沫若及《十批判书》的。谢静宜在 1974 年 1 月 25 日大会上讲，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讲到北京大学冯友兰也写了批孔文章，毛主席立即要他们取来给他。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连标点都注意了。当听到冯友兰的文章要在北京大学学报和报上发表时，毛

主席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沫若的名字，别批郭老啊！在这次会上，江青也讲：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郭老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有很大的功劳，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同志们应该知道。

毛泽东不赞成《十批判书》的观点，不赞成孔子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观点并非始于 1973 年。远的不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上，他当着郭沫若的面讲了他对孔子、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他说：广东的杨荣国是反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我看范（文澜）老你基本上也是学孔夫子的，你的那个书（注：指《中国通史简编》）上还有孔夫子的相，冯友兰也是学孔夫子的。①我这个人有偏向，不学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沫若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紧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家说老子是唯物论，我不赞成。天津有个×××，说老子是唯心论。他的这些话是在谈到要注意政策，对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教授要给出路时顺便说的。他说这些话并非要批孔，更无批郭老、范老之意。

1973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提出：南方已有文章，北方怎么办。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等写作班子陆续成立。毛泽东虽提出批孔，但直到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24 日至 28 日）时，他并没有把它作为批林的一部分，当成批林的深入，更没有要兴师动众，号召全党全民批孔。我这样讲的理由是：中共“十大”文件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抓大事，抓路线，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意图，但“十大”文件中没有一字提到“批孔”。再者，王洪文在 1975 年 5 月检查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王洪文的检讨从另一方面证明，直到“十大”，毛泽东还没有显露出要把批孔当作政治运动搞。

1973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国，采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搞世袭。

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发现林彪、叶群在 1969 年 10 月至 1970 年元旦的三个月里，连续书写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林彪还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策略。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彪常常“忍耐”告诫自己，“不要为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林彪采用“韬晦”之计掩饰自己的野心。迟群、谢静宜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毛泽东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泽东要他们搞一个林彪有那些孔孟言论或者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开始，他们只搞了个两三页材料，送毛泽东一份，同时也送江青一份。江青从毛泽东的读书、谈话中感到毛泽东对批孔有兴趣，便想从中做文章。江青认为，材

① 1964 年，全国政协委员七大会。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者照相。照相间，毛泽东对冯

友兰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151 页。

料不多，要重新搞。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编成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该材料把林彪一伙言论与孔孟之道相对照，以揭露林彪一伙“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由此看来，毛泽东想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的思想根源、林彪的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搞批孔，也与他过分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有关系。

江青一伙想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达到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第一，江青利用批孔，到处写信、送材料，把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的领导，组织者，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点，毛泽东有所察觉，批评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第二，打着批孔的旗帜，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又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江青一伙在 1 月 25 日会上，突然提出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目的在于打击老同志。毛泽东发现后在 2 月 15 日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他认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群众有意见。应当加以纠正。但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第三，他们打着批林批孔旗帜，组织所谓“理论队伍”，培植自己的党羽和势力，为他们寡党夺权造舆论。1974 年是批林批孔年，也可以说是江青的野心急剧膨胀的上一年。正是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她才在四届人大前公开向党夺权，要“组阁”，当后台老板，但毛泽东不同意，遭到破灭。

江青一伙搞批孔，是一场政治阴谋。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批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第一，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介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孔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的人物，对他们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进步的，革新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反对孔子，推崇秦始皇；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赞成孔子，反对秦始皇。毛泽东在 1973 年对孔子、秦始皇主要是着眼于从政治上评价，政治评价压过学术评价。毛泽东搞批孔，是出于反“右倾”、反“保守”、反“复辟”和坚持“文化大革命”政治需要。到 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还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子的情况，可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看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部分。”

第二，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价包含着对林彪攻击的回答。林彪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这并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已有之，而且也早就受到毛泽东的批驳。1958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说，“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

儒”。毛泽东紧接着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过，你骂我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对秦始皇作了具体历史的分析，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性，肯定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上的历史功绩，为秦始皇辩护。但由此不能得出毛泽东全面肯定秦始皇，他对秦始皇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是否定的。在这方面，他肯定的是秦王朝的对立面陈胜、吴广。1975 年正当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讲秦始皇的缺点时，在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读书的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问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他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性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①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同他以往的评价是一致的。

第三，维护国家的统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打着行“仁政”的法西斯分子。他企图建立“父传子”的林家法西斯王朝。不过，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辩护也包含有对“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动的辩护。从林彪事件中，他深深感到党内矛盾很大，弄不好发生分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肯定仰宗元的《封建论》，提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四，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是保守的。这种评价同他以往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学问上，毛泽东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这就同他以往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否定孔子的同时，承认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 1938 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人应当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他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有的人不安心于教育工作这一点说：孔子是个教员，要学习孔子当教员；孔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1939 年 2 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在批评孔子的观念论和形而上学的同时，指出了孔子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他尤其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1943 年，他针对一部分人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批评孔子的地方，但更多地是汲取了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每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觉得孔子说的在理，他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和李讷。①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继续批评孔子，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味道，不民主。不过，建国后，他同样承认孔子在学术上的地位。1956 年，他在音乐工作者谈话时称孔子是教育家、音乐家。1956 年，他在《水调歌头·游泳》的词中直接填进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①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

① 在离开延安、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故女儿也随叫姓李。

1957～1958 年，毛泽东在不少讲话讲到孔子是有学问的。在“八大”二次会上，他讲：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创立新学派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被压迫。他列举了中外许多人，其中讲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他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二等圣人，他死时才 32 岁。还是在 1958 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有实无名”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又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话上批评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现在课程太多，教育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推残青年。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 又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很明显，毛泽东在 1973 年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说法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是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孔子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起来看，毛泽东提出批孔是为了进一步批林，批右倾，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复古、倒退，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继续革命”。所以，他领导的批孔运动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至于他对孔子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继续可以争鸣，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我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孔子的评价比较恰当。“孔学名高实秕糠”一语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孔做文章还没有完，便又利用《水浒》做文章了。1975 年 8 月，他们为了摆脱挨批判的被动局面，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邓小平等者一辈革命家。

评《水浒》的事是怎样起来的？

1975 年 8 月 13 日，在毛泽东身边读书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到了 1974 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这话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又传说，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就顺便向毛泽东请教了这件事。毛泽东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问：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芦荻奉命根据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记录作了整理。整理后毛泽东的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 0 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在讲《水浒》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反复举例，进行细致分析。芦荻认为：毛主席的评《水浒》，完全是对

《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1975 年 9 月，她离开中南海前，给毛泽东医疗组的同志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在讲课中，她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①

第二天，即 8 月 14 日，毛泽东关于《水浒》谈话记录稿到了姚文元手里。姚文元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在信中提出：将毛泽东的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将毛泽东的评论直接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与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阅信后批示：“同意”。

毛泽东的谈话讲的是如何评论《水浒》，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毛泽东读了姚文元的信后便认同了，这就是姚文元反过来影响毛泽东。在姚文元的影响下，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要求，在全国开展评论

《水浒》。毛泽东最初评论《水浒》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到他同意批转姚文元的信，在报刊上开展评，《水浒》时，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同意开展评《水浒》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想要再打倒一些老干部。

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另有打算。他们把毛泽东的“屏晁盖于一百○八之外”，歪曲为“宋江架空晁盖”，说这是毛泽东谈话的“要害”。1975 年 9 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及其他的讲话、谈话中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

①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九诞辰纪念文选》第 255～257 页。

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是投降派。江青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阴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发嚣张。江青继续在做“女皇梦”。

周恩来知道江青等人一直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对此，周恩来忍辱负重，内心十分痛苦。1975 年 7 月 1 日，他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总理同他们合影，周恩来答应了，但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9 月，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9 月 20 日，医生不得不对他再次进行手术。手术前，他或许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要来了自己于 1972 年 6 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自己已经发抖了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

（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我是忠于党的！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对江青一伙的诬蔑、攻击的强烈抗议，也反映了他对在身后可能遭到诽谤和攻击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