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公社与军事共产主义

小社比大社优越，小社要并大社，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根据《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1958 年春夏间，他萌发了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但像吃饭不要钱，搞工资制，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取消自留地等确实是在并社过程中及大跃进过程中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不是毛泽东预先设想好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中的“大”是毛泽东的主张，而非群众创造；“公”则是群众自发的创造，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

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对群众的“创造” 作了总结。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多次讲，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残余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人，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从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

①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223～224 页。

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对个性解放很大好处。虽然他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

可是，他对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吃饭不要钱”十分感兴趣。他在 8 月 21 日上午的会上讲，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挂两个牌子。在这天下午会上又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59 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少数农村中出现的一时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讲到供给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 8 月 21 日上午的会议上，他讲：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他认为，进城后，变了，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

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主义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粗野”一点，是真城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在 21 日下午的会上，他又批评进城后搞工资制、等级制，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成了右派。

在 8 月 30 日上午会上，他对供给制、工资制等问题又讲了一大通。他说：我们有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实行供给制。进城后说供给制是落后办法，是游击主义，农村作风，不能促进积极性，不刺激进步，要搞薪金制，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其实是把供给制度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星期天，党政军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到底如何，还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千。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在这次

会上，他还批评平均主义出懒汉的说法。他说：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打倒日本，打倒反动派，有共同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仓糙发明多得很，那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在兴修水利、抗洪抢险过程中，河北省徐水县按军队的团、营、连、排组织生产和生活，并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口号。毛泽东企图用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也对“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的“三化”口号很感兴趣。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说：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在 1958 年 12 月 23 日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是打仗，从陕北打到豫北。“三化”是军队发明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搞得，乡村就搞不得。他希望将“三化”普遍推广，组织产业大军。

从上述言论看，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企图用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的理由归结起来是一句话：过去能取得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这里他犯了双重的错误：

第一，他把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绝对化，不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精神，仍然需要政治挂帅。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是很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战争不同。它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每一个劳动者。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只施之于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没有普遍施之于整个根据地社会。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也并非是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本人就多次批评过绝对平均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也有物质奖励。

第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有着很大误解。这种误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资产阶级权利，误认为按劳分配本身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不是说，按劳分配本身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只是指按劳分配实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有其理由的，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抽象的公平分配。由于误解，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供给制代替工资制。二是将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扩大了、泛化了。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权利仅指按劳分配。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中除了按劳分配外，还包括所有制方面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扩大，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如，等级制、官僚主义、老爷作风等）都视为资产阶级权利。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进城后由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作了否定，并提出要准备恢复供给制。但不久，他有一些变化。善于投机的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刊于 1958 年 9 月 15 日出版

的《解放》第 6 期上）。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推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

代拟了编者按。按语说：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所谓对历史过程解释的不完全主要是指否定了解放后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的必要性。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自己在北戴河会议讲话的一种小小的纠正。在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如等级制，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东西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另一部分是工资制、商品生产，要适当保留。12 月 23 日，在武昌会议上，他又说：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若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对有用的部分，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得扶起来。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于农村，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进了城，始终不忘农民，认为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后，毛泽东脸色显得阴沉，久久思考，不作一语。大约在 1957 年 12 月，卫士马维探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交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窝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①可以想象，当听到有些地方解决了吃饭问题，吃饭不要钱，他会是一种多么快活的心情。他在安徽视察人民公社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②

这种高兴的心情不仅毛泽东有，刘少奇也有。1958 年 9 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问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很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汇报时说：“群众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群众的这两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的觉悟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①他又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 月 27 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

①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220～221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4 日。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30 日。

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是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1958 年 10 月 3 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承认，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 年粮食丰收，有的地方在办食堂时，搞吃饭不要钱，实行部分供给制，其实这不过是短暂的、局部的假象，是农民平均主义的表现。可毛泽东和党中央却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在全国普遍提倡、推广。

在 1958 年，农民的平均主义穿上共产主义的外衣。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

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全民供给。山东省范县宣布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出现，毛泽东产生了错觉：这回“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似乎多少年来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即在眼前。他在考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他耽心短的时间居多，批评有人太性急。可是他还是认为：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 年 11 月 6 日，他对《山东范县提出 196O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批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以在三四年内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决议最后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那时党内干部的头脑发热到了极端，即使在开始降温的时候，在 11 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竟然讨论起是中国，还是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那时赫鲁晓夫在中国共产风的冲击下，也有些发懵，提出十二年后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对一些性急的人解释说：我们一定要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先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无光，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毛泽东甚至说：如果我们先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质，有实无名。这些话，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相信是党的领袖讲的。然而却是事实，当时的毛泽东也承认，中国是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工人平均月工资 90 元左右，农民平均一年生活费不到 80 元，穷得要命，有的公社还要靠救济过日子。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呢？分析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他认为生产可以大跃进。当时估计 1958 年的粮食产量是 7 千 5 百亿斤，1959 年可达 1 万零 5 百亿斤，

棉花 19258 年是 6 千 7 百万担，1959 年是 1 亿担。他曾设想（幻想）十年可以搞 4 亿吨钢，1 千万台机器，25 亿吨煤，3 亿吨石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极大丰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条件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

第二，他认为富了不好过渡，穷了反而好过渡，因此要趁穷之势过渡。毛泽东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武昌会议上讲：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

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 150

元至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

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 150 元至 200 元就可以过渡，大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即可渡。毛泽东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可以说这是“穷过渡”理论的最早提出处。在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毛泽东又说：现在全国农民每年平均收入 85

元，将来达到每人 150 元，而且大部分由公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纪要》（1959 年 12 月 25）指出：社员每人平均 200 元左右，人民公社就可以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并认为用 3～5 年时间就可达到过渡的条件。

第三，毛泽东追求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进入社会主义时，理论准备不足。他憎恶特权，反对等级，追求和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对平等的理解带有小生产平均主义的色彩，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带有农民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印记。毛泽东虽然承认，社会主义需要有现代化的大工业作基础，但他对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受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限制。

毛泽东思想上空想社会主义的印记是现实的汪洋大海的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毛泽东本人在生活习惯上也保留农民的特点。他与夫人江青生活不和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生活习惯合不起来。毛泽东对卫士说： “我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江青）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①毛泽东生活简朴，从 1953 年底到 1962 底，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洗脸洗手从未用过香皂，刷牙习惯用牙粉，而不用牙膏。粗茶淡饭，累了，紧张了，只要求吃一碗红烧肉，补补脑子。保健医生劝他改变饮食习惯，注意营养。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们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②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反映了中国农民艰苦朴素的优良美德。但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确实有某些农民意识。

1958 年中国大地出现的人民公社与西方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一定

的联系。1958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根据这个意见，中宣部编印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还应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很有影响。毛泽东、刘少奇都被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宣扬的新村主义所吸引。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1919 年 12 月 1 日）中描绘了他追求中的新社会、新生活，他认为未来新社会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③积淀在毛泽东脑海中的这种蓝图，在 1958 年得到了显现。这一点，我们还未见到毛泽东自己说过什么。

①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197 页。

②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191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54 页。

而刘少奇在 1958 年年 6 月 14 日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则明显地坦露了这一点。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日本也有个人组织新村，我在入党以前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里激动了。在毛泽东、刘少奇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套设想可以实现了。

毛泽东也受到中国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古代就有追求“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大同”思想。到了近代，康有为将中国古代的“大同” 思想和西方的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杂糅起来，撰写了《大同书》。毛泽东曾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这话说得很对。是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实现大同的路。有意思的是，在 1958 年，毛泽东认为大同世界很快就要实现了。8 月 4 日，他到徐水视察。6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中央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到徐水县，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陈正人除了号召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外，还把带去的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②我以为，提出在此时看《大同书》的决不是这位副部长，很可能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大同书》有直接关联。

毛泽东也受到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时提出了“平等”的思想。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地方政权近 30 年，实行政教合一，设立“义舍、义米、义肉”，路人量腹取食。《三国志·张鲁传》有记载。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张道陵的每人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苏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对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发生兴趣。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 30 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随后，在武昌会议期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批注，12 月 7 日的批注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是神道的。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这一批注反映了他对张鲁的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政策的赞赏、共鸣。他大概也感到这一批语有些不妥，所以就涂了。12 月 10 日，他重新写了一个批注，基本倾向与第一个相同，赞扬张鲁的置义舍、吃饭不要钱、修治道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②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 年第 6 期。

农经济为基础）等经济政治纲领。这一批注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连同张鲁传一起印发给到会者。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开始纠正“共产风”，注意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限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但他认为人民公社实行部分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等都是正确的，合适的。他对张鲁传感兴趣，并不是引导人们去思索为什么张鲁的那一套不能成功，而是要借以说明，现在人民公社的某些做法，历史上由来已久。他承认，现今的情况和张鲁时代“如天地悬隔”。也许正是这样，他认为过去不能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可以实现。人民公社的运动就是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付之实践，结果碰了钉子。

1958 年出现的“共产风”、“吃饭不要钱”，同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实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太平天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1958 年的公社化运动可是说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