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① 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 849~850 页。
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就成了定论。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接受这一观点。1952 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渡时期”就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
我国基本建立。但在 1956 年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中,一方面认为我国的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同时又称我国还处于过渡时期之中。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国理论界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怎样看?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下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印的“谈话汇编” 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本子的文字, 意思略有出入,只好存疑。)照毛泽东的说法,他把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即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时期都看作“过渡时期”,然后再把整个过渡时期,又分成两个小过渡,第一个过渡是由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是由下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发达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时。看来, 毛泽东在这时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成熟的看法。他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取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我国只有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才能算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这表明,在他看来我国虽然进入了不发达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
按照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因此,他批评将现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制度凝固化。苏联教科书引用联共十八大决议: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解决了“完成农业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毛泽东批评说:“彻底巩固”这几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 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 “彻底巩固”的说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承认,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苏联在生产方面没有停顿,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停顿了。他又说:“一定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1 页。
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有一个限度, 不能永远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毛泽东否定“彻底巩固”,承认“相对巩固”。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运用到实际问题上,他则忽视了相对巩固的重要性, 急于不断变革,走向另一个片面性。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他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的,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的,批评教科书把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抽象讲,这也没有错。问题是在那时需要的是巩固刚刚建立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急于向人民公社过渡,更不是去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对“彻底巩固”的批评,固然有符合辩证法的一面, 但也反映出他对事物发展过程质的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反映了他“左”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倾向。可能是由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口号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故,刘少奇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批评“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提法。他说:“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把社会主义定型化,无冲突论,有形而上学味道。”这就更急躁了,连有相对的巩固也否定了。
苏联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毛泽东所讲的革命,已不是本来意义上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行动,而是泛义上的革命,即社会关系某一方面以至整个方面发生质的飞跃。依据对革命的这种理解,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要发展的,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提出新的任务,也不是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一定会有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些当然只是哲学家的预言了。
斯大林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能解决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他自以为,中国解决了这一问题,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历史证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谈不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当今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在过渡的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时所提出过渡的设想只能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假设而已。
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对建国以来的十年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发表了许多好的见解。不过,从总体看,这次读书与 1958 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一书有很大不同。如果说 1958 年那次主要是为了纠“左”,借用斯大林来压活人,批评一些“左”得出奇的秀才和冒险主义者。而这次读书,
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故很少见他谈纠“左”的问题。他的锋芒是在批右,批所谓的修正支义。他对 1958~1959 年的问题无多大认识。他说:“这两年我们做了大试验。”“大试验”的结果怎样?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从谈话中可看出:他是肯定的。他认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解决,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次很尖锐的革命,这表明, 在读书时,他的头脑依然很热,没有冷下来。这样热的头脑,当然不可能对十年革命和建设进行冷静的、科学的分析与总结。这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读书谈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