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诸矛盾

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中抽取出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们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十大矛盾。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科学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也说:提出正

①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 页。

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也是如此。毛泽东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抽象出这十个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处理上述矛盾,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能否发展、经济能否繁荣、人民生活能否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发挥、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意义就愈发显示了出来。

毛泽东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这十大矛盾的基本思想是:“把党内党外, 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前五种关系大体上属于经济问题,后五种关系大体上属于政治问题。1958 年 3 月 10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在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他对前五种关系的论述,至于后五种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的有关部分分别给予介绍。

在国民经济的复杂关系中,毛泽东首先注意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要优先发展,这是已经确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市场上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认为,适当增加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一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二可以为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提供积累。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真想发展重工业,那你就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 如果你假想发展重工业,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他的这种分析是很辩证的, 强调重点,并不是可以离开非重点孤立去发展重点,并不是可以忽视非重点, 而是要在注重重点的前提下,适当解决非重点,这样非重点方面发展了,反过来可以促进重点方面的发展。这是重点与非重点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在以后,他进一步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提出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

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 忽视农业、轻工业,结果市场十分紧张,人民买不到生活的必需品。这不仅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不满,成了一个极严重的政治问题。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布局极不平衡,大约轻工业和重工业的 70%在沿海,只有 30%在内地。建国初期,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有利于备战,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将新工业的大部分摆在内地。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由此产生忽视发展沿海工业的片面性。对此,毛泽东指出:最近几年,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 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88 页。

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时至今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仍极不平衡。如何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够发达地区的关系,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 也是有关国家备战、国内安定、民族团结的政治问题。六七十年代,由于在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出了偏差,大搞三线建设,把许多新建的工厂摆在山沟沟里,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浪费,造成了数千亿资金的浪费,同时又忽视了沿海工业的建设。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注重了沿海工业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顾一头, 放弃另一头。沿海要加快发展,沿海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沿海要支援内地,内地也要支援沿海,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国家则要更多地支援内地的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包围。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国防建设是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基础。因此,加强国防建设的可靠办法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他指出:你是真要想,十分想要原子弹,那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忽视国防建设,忽视国防现代化,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就没有保证,世界的和平也会受到威胁。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注重国防工业,在极端因难的条件下,我们独立自主地搞起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但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又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国防建设是很贸钱的,若费用过大,又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首先要对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看不到帝国主义想消灭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仍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不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不保证必需的国防经费,是十分危险的。但若夸大了战争的可能性,以为战争就在眼前,国防开支过大,也是有害的。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决定裁减军队百万,适当降低国防费用,注重军工与民用结合,将一部分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将先进的军工技术运用于民用技术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1 年,军工企业产品中民品产值已达其总产值的 60%以上。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处理这三者关系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逐步调整。他特别讲了国家、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注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他批评苏联的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处理国家与生产单位关系上,他主张要给工厂以独立性。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还从哲学上对统一性与独立性作了说明。“从原则上说, 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

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这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他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说,列宁所说独立自主,应搞到如何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他用一种“不是很准确的语言”讲,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如果因为反高岗的“独立王国”而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个事情也很难办。他承认: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提出企业相对独立性的问题是很可贵的。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机体细胞,不给企业以相对独立性,把一切束缚的死死的,企业就失去了活力。企业失去了活力,整个国民经济也就失去了活力。如何把统一性和独立性统一起来,这需要探索。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也由于为了更好地集中使用有限的财力进行基本建设,我国建立了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了克服过分集中的弊端,毛泽东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做到既统一、又独立, 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在 4

月 28 日的会上说: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也要研究。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就不对,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原则上讲是容易的:既统一,又独立。但如何才能做到既统一, 又独立,却是不容易的。从我国实践看,在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时往往出现中央放权过多,失去控制,地方投资急剧膨胀,导致基建规模过大, 于是不得不进入调整,不得不强调集中,收回某些权。如何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之间既统一、又独立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仍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问题。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以矛盾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他说,世界是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他在分析矛盾时十分注意方法论,他对十大关系的分析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他在分析矛盾时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总结自己的经验,又善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全文贯串了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

他在分析矛盾时既注重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注意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将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丰富了《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他提出用“兼顾”、“结合”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矛盾, 使矛盾着的对立面达到和谐统一,有助于防止片面性。

他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根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3 页。

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关系的分析还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从总的方向看无疑是正确的,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