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搞实际的哲学”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此，他提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要到农村、工厂参加阶级斗争。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书不一定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此之前，1 月 8 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提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

这年 8 月 18 日，他在同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话时一开头就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他批评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

来的。他提出：文科的大学生、教授、助教统统下去，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的结论是“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之后，产生于奴隶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是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阶级社会，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为一定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或派别服务的。哲学的命运看满足阶级的需要而定。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决定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当然，就是在阶级社会，哲学的水平、形态依然受着生产斗争和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制约。哲学是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相对独立性。哲学不等于政治。因此，又不能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简单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依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作用已有所减弱，毛泽东依然认为“第一是阶级斗争”的说法是欠妥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理论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这也是这次谈话的主要用意。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比较起来，我国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课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就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

在 1965 年 12 月 21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又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他提出：“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吗？”他又一次讲：“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写哲学能不能改变过去形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

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对吗？我认为其中虽有合理之处，但总起来看是偏颇的，当时的哲学界总的说是联系实际的。如果说这方面有缺点的话，那是在联系实际时缺乏科学性，往往盲目地用哲学为现行的政策作辩护。

毛泽东要求搞实际的哲学，不要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改变现在教科书的写法，这对吗？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对的。哲学处于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有人据此便认为，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思辨性的特点，不思辨就不算哲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毛泽东提出哲学的解放，搞实际的哲学，很不以为然，甚至加以非议。我认为，这种认识有片面性。哲学确有高度抽象的一面，但哲学还有它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一面，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时时有哲学。因此，哲学既是最抽象的学问，又是最实际的学问。晦涩、思辨、难懂并不是哲学固有的。也不是所有哲学都有的。在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比较思辨、晦涩，而法国哲学则不怎么思

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很费解，而费尔巴哈的则好懂得多。思辨、难解并不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优点，而是他们的不足。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离不开对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对基本原理的推理和论证。如果把这也称之为从概念到概念，那就欠妥了。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一个脱离社会的人，一个不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是不可能对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费尔巴哈之所以没有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四十年代后，他在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①社会实践给哲学家以各种启示和极大的动力。书斋里不能出哲学家，书本上不能出哲学家。毛泽东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这是对的。但哲学的发展最终是通过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现的。毛泽东在谈话中也提出：“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要懂得人类历史和人类认识史（哲学史及各门学科的历史）。因此，哲学工作者坐下来潜心读书，读中外哲学著作，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著作，需要坐下来沉思，将获得的知识作出概括、总结。如果把这也看成是脱离实际，那就不妥了。

如何理解“搞实际哲学”？我认为，搞实际的哲学，并不是简单地指在哲学教科书中讲现实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指原理加上几个现实的例子。“搞实际哲学”，首先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时代搞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际哲学最根本的是要对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科学知识作出概括总结，亦即要有适合新时代的新内容。搞实际哲学也包括结合日常的生活、工作讲哲学，使学者感到很有用，很能解决问题。当然，由于接受者对象的不同，哲学教科书也可有不同的层次。有属提高的、理论性强的学术专著；有供青年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供一般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学的不同种类的通俗读物。在这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他在 1963

年 5 月的杭州会议上讲：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讲皙学不能超过一小时，最好在半小时以内，超过一小时就讲糊涂了。他提出：“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1964 年 12 月 20 日，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上，毛泽东又讲：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针对当时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二十三条》中专门写了一条“思想方法”：“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毛泽东对一些报告缺少辩证法很不满。1964 年 12 月，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当他读到一些运用哲学运用得好的材料时十分高兴，1965 年 1 月，他对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6～227

页。

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他认为，这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们的挑战，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哲学的解放，这是应当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出现过简单化、庸俗化的缺点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这一十分可贵的思想。

“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毛泽东的这一断语是耐人寻味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时传入中国后，在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在传播、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也应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吸收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就整个体系而言，并没有摆脱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模式。“你们搞的是洋哲学”一语击中了中国哲学界的要害。他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新的创造。“我是土哲学”一语含有他的哲学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哲学的意思，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哲学，不是单纯外国的舶来品，他的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有中国的特点、作风与气派。

总之，尽管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不尽符合实际，但他提出要搞实际的哲学和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我理解，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含义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内容上讲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结合实际，吸收最新的成果，使之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第二，写法上要通俗、生动，用群众的语言，不要学生腔，不要写那么多，搞烦项哲学，使人得不到要领。第三，在理论体系的构造上要有自己的新创造，打破苏联传入的旧框框。下面就来讲第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