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集中论述。如前所述,这篇短文原来并不是一个单篇文章,而是《前十条》的一个引言。该文只有一千多字,但言简意赅,通俗而精辟地略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是对建国 13

年以来,尤其是 1958 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认识论总结,是《十年总结》、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升华,丰富和补充了《实践论》。

①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 844 页。

(一)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论述了实践的形式问题,指出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此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其他形式。文中提到“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践的过程”,又提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但由于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到的,因此没有为哲学家们所注意,其中尤其没有注意到科学实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开宗明义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不是的,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在同一时间写的上面已引过的批语中则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样毛泽东就更明确地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规定为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

毛泽东所讲的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只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还是既括自然科学经验,又包括社会科学上的试验?当时人们的理解不一。1964 年 12 月,聂荣臻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问: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毛泽东说, 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指自然科学实验。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不能搞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演习不能搞实验。毛泽东也许感到社会科学不能搞实验说得过于绝对,欠妥,故又说:社会科学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搞科学实验。毛泽东的这一补充是必要的。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的不能搞科学实验,但有些应用科学是可以搞的。如教育学就离不开实验,这就有所谓的“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改造社会的某些政策,先要搞“试点”。“试点”也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今天,军事演习也可以搞实验室。不过,我认为,毛泽东讲他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实验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的科学实验,作为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相并列的认识基本来源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自然科学实验。

毛泽东把科学实验提到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发前人之未发,有重要意义。科学实验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到了近代, 科学实验成了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以科学实验为先导的。毛泽东把科学实验看成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之一,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的认识。

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 就是要搞生产。摘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向比较注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毛泽东回答:“没有科学实验行吗?”确实, 没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就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没有现代化的技术,也就不可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毋庸讳言,毛泽东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提法存在着过分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人的整个认识过程概括为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大阶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将由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段,看成是“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维的阶段”:将由认识到实践的第二阶段, 看成是“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

由思维到存在的阶段”。他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他指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可我们的许多同志觉得不可理解。有人认为,物质变精神, 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好理解,精神怎么能变物质呢?针对这种疑问,毛泽东在 1963 年 5 月 11 日讲话中说: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人民大会堂还不是工程师、工人变成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变物质。” 南昌研究所一个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解释, 但变石头则不能解释。对此,毛泽东在 1964 年 3 月 20 日同人谈话中说: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有人造的,人造的大理石是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结构。化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 然后再变成物质。

物质变精神,决不是物质本身变成了精神,而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通人脑的加工制作将物质形态转化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精神变物质,也不是精神本身变成了物质,而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依照已获得的认识来改造物质世界,将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外化为物质产品。这种现象确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毛泽东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总结。在哲学界,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又有人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而且也是属于本体论的命题。两种观点曾发生过热烈争论。依我之见,这种争论是多余的。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一回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 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起来了,科学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的界限。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实践, 就不可能科学他说明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能科学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物质活动,离开了物质与精神,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所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的论断将哲学中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精神、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能动

作用不仅表现于认识的第一创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更主要表现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他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又说: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目的。”

物质如何变精神,精神如何变物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论问题,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认识论中最难、最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的短文没有触及这问题。

(三)一个正确认识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结合党的历史阐述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964 年 8 月 20 日,他同李雪峰等人谈话中说: “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了 1963 年 5 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的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现在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认识是错误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认识的曲折性。

还是在 8 月 20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没有那回事。马克思知道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不用说了。单是社会科学有几百门,你能全知?戏有几百种,你们都懂?河北的戏有七十种,你们都熟悉吗? 有的看也没有看过。”他又说:“全知也不合理。全知等于不知,一样都不精嘛!自然科学有几百门。怎么学得了?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全知全能的思想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宗教思想,基督教宣扬全知全能的上帝。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真理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受到多数人的压力,这是一个规律。”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安眠药的发明过程等为例进行了说明。他又说:“在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上,当时少数人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多数人并不代表全国大多数。我们这些人常常是要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一规律,要实行双百方针,要注意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对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一贯正确,不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对别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就上纲为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还表现在实践对认识检验有其不确实性、相对性的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实性、绝对性。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 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 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面,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无论在自然斗争或社会斗争中,有些时候,在当时看来是“成功” 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有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眼前看来是成功的,但是在全局看来,长远看来却不可行,是失败的。在另外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暂时看来是失败的,但并不由此就证明将来不会胜利。今天,社会主义在有的国家虽然遭到挫折、失败了,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不能成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了。因此,对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能“成则王侯,败则贼”,简单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