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少奇的悲剧

从“5·16”通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所谓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从 1945 年中共“七大”起就被毛泽东定为自己的副手、接班人，而现在却成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少奇（1893～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1921 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回国，回国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5 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 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 1 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期从事白区秘密工作。在工作中同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作过斗争。1932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1936 年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同书记。1938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原局书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1943 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 1945 年的中央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七大”后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党内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赞赏的。1937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很多人也不赞成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估价。刘少奇的报告面临着否定的危险。6 月 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给刘少奇很高的评价：“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

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

的辩证法。”①刘少奇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对毛泽东也很崇敬。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虽然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足，对毛泽东个人作了过分的颂扬。

在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一直紧跟着毛泽东。刘少奇在工作中自然也有缺点，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与毛泽东不同的认识，但这并没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1953 年，高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搞倒刘少奇，取而代之。毛泽东发现后揪出了高岗，维护了刘少奇的地位。1959 年，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 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主席先生，中国的继承人是不是解决了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谁呢？

毛泽东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有意通过蒙哥马利向全世界公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中共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那么，毛泽东头脑中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从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中看，毛泽

东与刘少奇的原则分歧始于 1962 年前后。

1956 年，刘少奇参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 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 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等方面，刘少奇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并无分歧。但到了 1961～1962 年，在对困难形势的严重性的估计上和产生困难形势原因的分析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了分歧。刘少奇认为：“困难是十分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总是套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但他没有讲，把气憋在心里。到了 1962 年 8、9 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形势开始好转，便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把憋在心里的话放了出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倾，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开始对刘少奇有了看法。

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紧跟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为了便于指导运动，他让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四清。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无疑也反映了刘少奇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讲到知识分子下去时说：王光美作了报告，她去搞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毛泽东讲：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讲：恐怕有些地方不止三分之一。

如上章所述，在 196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什么分歧，在运动的性质上，有不同认识，但很快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并未发生争论。毛泽东对运动中极左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也没有归罪于刘少奇。不过，在这次会议

① 转引自孙惠娟、田铸的《读〈毛泽东群众工作〉一文扎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 年第 9 期。

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很不满。有一次讨论，邓小平主持会议。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会，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在会上，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插话很不满。在下次会议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他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会后，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提意见，说对主席尊重不够。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尖锐化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行，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 年 12 月 18 日，斯诺问毛泽东： “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斯诺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中说： “1965 年 1 月 25 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至少是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我谈了这点。”1 月 25 日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谜。说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走资派，这一条还需有材料来证明。要是刘少奇真的提出反对整走资派，那说明刘少奇是对的，但除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说的以外，至今也没有人依据可靠材料来证明刘少奇反对整走资派。但不管怎样，从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是想从政治上搞倒刘少奇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表现在对苏共态度上。紧接着《二十三条》事件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65 年 2～3 月，日共总书记官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当时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所以日共对苏共采取批判的态度，与中共的关系较好。但宫本显治不赞成在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表示同意。刘少奇不能最后决定，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这样政治局的意见被否决了。另一件是：是否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965 年 2 月 24 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信。参加不参加，毛泽东未置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讨论的意见是：应邀进行斗争。刘少奇说：此事还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不同意参加。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在同期诺的谈话中说：“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建议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来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现在看来，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做法比较正确。其实，刘少奇的主张也并不是要同“修正主义”搞妥协。无论刘少奇，还是彭真，也都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原则分歧。

毛泽东从 1965 年起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为搞倒刘少奇下毛毛雨，作舆论准备。但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一切照旧，刘少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1966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0 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

甸。如前所述：“5.16”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不仅刘少奇没有想到通知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指他自己，就是参与起草“5·16”通知、惯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张春桥也没有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康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不仅大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而且还恶狠狠地攻击朱德，诬蔑朱德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康生在发言中却恭维刘少奇，检讨自己在 1931 年批评刘少奇犯了错误，“没有认识到刘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路线的”。在后来，他又讲过，在那时，他只想到彭真有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刘少奇）有问题。参与起草“5·16” 通知的张春桥在 1967 年 5 月 19 日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5·16”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1966 年 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是批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至于下一步“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并没有讨论。“5·16”通知只是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未涉及如何清洗。怎么搞？在五月时不仅刘少奇不清楚，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他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鸣呼哀哉。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想把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就在前一天，即 5 月

24 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25 日深夜十二时许，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了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恩来的四点补充指示，进一步强调“内外有别”。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并不根本反对搞文化革命，也不反对贴大字报，只是希望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有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不要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却另有想法。6 月 1 日，当他在杭州看到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不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立即下令中央电台广播，决心以“四大”的形式来搞文化革命。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广播后，大学生、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学校出现了混乱，一些学校领导受冲击而瘫痪。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工作组。此时的刘少奇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老办法，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具体经验指导文化革命。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学校出现乱揪、乱斗干部的过火行动。1966 年 6 月 18 日，北大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在学生宿舍楼区自发地设置“斗鬼台”、“斩妖台”，随意揪斗干部。批斗时出现了戴高帽子、脸上抹黑、挂牌子、罚跪、揪头发、拳打脚踢等极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个别品质不良的人乘机对妇女耍流氓。北大工作组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认为这是校内外敌人勾结起来破坏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它暴露了坏人。工作组提出警惕坏人破坏文化革命，加强了政策教育，整了一些积极参与事件人的材料。北大工作组在当日将处理“6·18”乱斗现象的过程和办

法写成简报，报送中央。中央于 6 月 20 日批转了北大简报，肯定“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样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当时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赞成北大的办法的。陈伯达认为，北大“6·18”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一事件的后台。既然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是反革命事件，既然要揪后台，当然就要整人，抓反革命，抓坏人。有材料讲，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北京二十四所高等学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职工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数字显然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但工作组确实整了一些人，要在群众中抓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坏人”。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各校之间停止了串连，各校关门搞运动，以往热热闹闹的场面没有了。工作组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学生的不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群众中出现了工作组是革命的、不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争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包括红得发紫的“左派”后又成为反工作组“英雄”的聂元梓在最初也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工作组制止乱斗现象，强调政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工作组（以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受传统的“左” 的思想支配，把运动中群众受极左思想而产主自发的乱斗行动当作了阶级敌人阴谋破坏活动，则是错误的。当时的工作组可以说是两手抓：一手是抓整“走资派”，这是主要的；一手是排干扰，抓群众中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今天看来，这两手都有问题。

月初，毛泽东在杭州。6 月 18 日离开杭州到韶山，住滴水洞。6 月 28

日到武汉。从毛泽东在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看，毛泽东对运动是满意的。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他认为，这次文化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认真演习”。

月 18 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20
日，江青由上海回到北京。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汇报。江青、陈伯达、康生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了种种罪名。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大学了解情况。毛泽东对当时文革形势的看法已与 7 月 8 日信中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他提出改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阻碍了运动，要依靠学校的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事实上，大多数工作组主要目标还是在斗“走资派”，而不是在整群众中的“坏人”。工作组整少数群众的材料不对，但也并不是在镇压学生运动。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此时，刘少奇还未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在大会上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

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刘少奇的真心话。在文化革命上，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反对之意。不过，他只是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来搞。按刘少奇的办法

（亦是过去的办法）搞，损失可能少一些，不会天下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也还是“左”的，把一部分干部打成“走资派”，也有可能重犯 1957 年反右斗争时将一部分群众打成右派的错误。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8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号召与会者及全党揭刘少奇的问题，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后，在 8 月 2、3、4 日，刘少奇还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辩论会，对同学、工作组发表讲话。直到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他才明白毛泽东要与他算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亲自写大字报的方式来揭刘少奇的问题？这次全会进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党内许多干部并不认为工作组是镇压了“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会认识到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那时党内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与其说同毛泽东一致，不如说同刘少奇一致。毛泽东感到“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在会上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但由于刘少奇是毛泽东自己自一手提拔上来的接班人，也由于刘少奇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与会者也不会揭刘少奇的“其他问题”，更不会想到要更换接班人。也许正是会议上的这种形势，逼得毛泽东只好在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亲自写大字报，并在大字报中不仅严厉谴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上的错误，而且联系到四清中的错误与 1962 年的所谓右倾问题。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搞倒刘少奇，更换接班人，但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在组织上刘少奇仍为中央常委，不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毛泽东在闭幕会（8 月 12 日）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

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有。”

在十月召开有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检讨。刘少奇不仅对五十天作了检讨，不仅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提到的两个问题作了检讨，而且还对 1946 年以来的工作作了检讨。刘少奇的态度是诚恳的。今天看来，他所检讨的问题有的并不是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是满意的。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在社会上传抄，有的人就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但被制止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他提出让红卫兵看《阿 Q 正传》，意在告诉红卫兵不要不准革命，不准改正错误。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允许改正。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毛泽东还讲：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他还说：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境地，而且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应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在 1967 年 1 月 13 日派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毛泽东劝刘少奇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在对刘少奇的态度上，周恩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刘少奇。这是从当时周恩来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的。也许是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过如何对待刘少奇后，周恩来在 1 月 16 日深夜 12 点以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①

后来，刘少奇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但刘少奇没有起来抗争。他只是在“检讨”中作些辩护，说明事情的真相。1967 年 8 月 8 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严正表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此后未见到他写过任何申辩材料。这也许反映了刘少奇忍辱负重的性格。不过他坚信：“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思想上搞臭，1967 年 2 月，毛泽东提出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此书在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列为整风文

① 见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 年 12

月 5 日～8 日。该文在收入《缅怀刘少奇》（1988 年出）时删去了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的情节。

献，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书。该书不仅在党内外很有影响，而且还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该书在 1962 年经过增删重新出版。可此时，毛泽东认为：这本书是唯心论的，是欺人之谈，这本书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毛泽东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际。《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价值。这里顺便指出：1962 年刘少奇的《修养》再版时，陈伯达参与了修订工作，可在 1967 年时，陈伯达竟然

成了批《修养》的先锋。此事，直到 1970 年陈伯达垮台时才公诸于世。

毛泽东对刘少奇批归批，但在组织上还是主张以宽大为怀。直到 1967

年 3 月，毛泽东还讲：将来召开九大时，我还要提出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看来他是用对待王明、彭德怀的办法来对待刘少奇。

但林彪、江青一伙不这样想，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大字报上街，张春桥却在 1966 年12 月 18 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蒯大富带头起来“打倒刘少奇”。1967 年 7 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煽动学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要揪刘少奇出中南海进行批斗。7 月 18 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进行人身迫害，并进行抄家。更为恶劣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使用逼、供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对专案组提供的伪证，开始时毛泽东表示怀疑，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下令调阅全部材料。但江青等人送的全是伪证，至于证明刘少奇历史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不送。在“证据”（确切说“伪证”）面前，毛泽东由不信到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江青等人的假材料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1967 年 9 月 13 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而逮捕入狱，子女被驱赶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则处于囚禁之中，身体日益虚弱，走路、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病得不到治疗。在批斗时，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十分艰难。从住处到食堂只有三十米，他走一趟要用五十分钟。最后走不动，只能由工作人员打饭。工作人员常被骂作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每餐打饭。这样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剩饭剩菜常变质。1969 年 10 月17 日，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飞机，送到开封，囚禁于一个特别监狱。

月 12 日去世，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样含冤惨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王光美进行同样的迫害。中共“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下令判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得以幸存。

刘少奇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肯定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历史功绩。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整刘少奇是出于个人权力之争，是个人恩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配合是好的，毛泽东信任刘少奇，刘少奇推崇毛泽东。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刘少奇搞起来的，林彪不过是在 1960 年以后把这种崇拜推到了极端。刘少奇本人无争权之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反映了他的处世为人。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错了的人。但毛泽东又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留情面。据卫士长李银桥讲，毛泽东多次写过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相让的”。①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这反映了他的个性。他对王明、李立三是这样，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届中全会中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实际也是这样，对刘少奇实行一批二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过很多人，认为犯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犯走资派错误的改正了仍可继续工作。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持了各种“专案”，搞假材料、伪证，把一些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使毛泽东无法再保。客观他讲：刘少奇的悲剧，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也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刘少奇被诬陷“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迫害致死，那是林彪、江青等人反革命阴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