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跃进与好大喜功

“成绩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②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一直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他小心谨慎，强调向苏联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出来后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经过专门班子研究后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认为工业每年增长 20％、农业每年增长 7％的速度过高，过快。建议工业每年增长 14～15％为宜，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注意克服冒进情绪、局部观点和依赖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希望比苏联搞得好一些，快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 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斯大林的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不谨慎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 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 1956～1957 年时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

① 毛泽东：《党内通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812、813 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15

页。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但也许正是因为开幕词是请人代劳的，所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真理虽然在一般的党员和群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真理在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的意义。

1957 年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共产党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共产党“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罗隆基则说：1956 年以来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冒进。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1958 年 1 月 30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成都会议（3 月 22 日）上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 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 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 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 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些话，抽象地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

在成都会议上，他广征博引，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也说到， 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有势如破竹的风格。在八大二次大会上，他又说：马克思写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 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在毛泽东的启发下，1958 年夏，王任重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任重在文章的末尾讲：本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按：李达就不赞成），才改成现在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论。1959 年，王任重就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讲上述话的，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这是

① 毛泽东一般不请别人代为自己写讲稿，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劳动。在致完开幕词后， 在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见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看， 自信、大胆有余，谦虚、谨慎不足。他赞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有势如破竹的态度，但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有些破烂了”。我们也可以说， 毛泽东本人过于自信，也有破烂了的。他为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假象所迷惑。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 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有点飘飘然，他想创造奇迹， 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也正在重演斯大林的悲剧。可他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吃过急性病的亏。希望中国革命早一点胜利，快一点胜利，抽象讲，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主观愿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同这种“左”的急性病进行了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急性病又一再发作。日子稍好过一点，就头脑发胀，经济形势稍一好转，就犯急性病。这一顽症，毛泽东临终时似乎有所觉悟。他给华国锋的三条指示之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确实，无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牢记的真理。这样讲，并不是说越慢越好，而是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