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重新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把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头等大事。他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是脱离实际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也有主观、片面之处。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思考也有一个过程。

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势必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局面。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帝国主义却总想千方百计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手；一手是硬的，实行孤立、封锁、禁运以至武装侵略；一手是软的，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途径进行和平瓦解。帝国主义同时使用这两手，但侧重点则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有时以硬的一手为主，软的一手为辅；有时则以软的一手为主，硬的一手为辅。一般说来帝国主义首先侧重于硬的一手，企图通过孤立、封锁、禁运、武装干涉等手段，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如 1918 年～1920 年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1950 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60 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当这一手失败后，它便在实力政策的基础上转向侧着于软的一手，搞和平演变。总的来说，在 20 至 40 年代，帝国主义对苏联主要采用硬的一手。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形成千 50 年代后期。

① 1966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

生的发明权。”在 1966 年 4 月和 5 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讲：‘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以后他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详见仲侃

《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5～176 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妄图用反革命战争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以便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无奈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949 年 7 月 30 日，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致信总统杜鲁门，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一种定局。但他不甘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艾奇逊说：“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8 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社鲁门的信。毛泽东及时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亲自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白皮书”的评论，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斗争的序幕。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秘密报告”，把它作为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武器。1956 年 5 月 15 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

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演变战略。1957 年 7 月 2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二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有记者问： “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杜勒斯回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者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出处。

1958 年 10 月 24 日，杜勒斯从台湾回到美国立即发表声明：扬言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年 12 月 4 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提出：美国应“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他认为，应“全力以付地执行”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1959 年 1 月 28 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中说：“基本上，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过了三天，即 1 月 31 日，他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中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总之，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杜勒斯愈来愈把和平演变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方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军事斗争是这样，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毛泽东历来重视对敌人的研究，把敌人视为反面教员。他很重视杜勒斯的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引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中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后说，要看看。不到半个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

1958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同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指出：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杜勒斯讲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他又说：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人看参考资料。

1958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文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有益。

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要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找出他看过的壮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给他。林克选了三篇，即 1958 年 12 月 4 日社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

发表的题为《对远东政策》的演说、1959 年 1 月 2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

员会秘密会上的证词、1959 年 1 月 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毛泽东阅后同林克谈了他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的看法，并要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语。会议印发了杜勒斯的讲话及批语（批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翻印流传）。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 月 28 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社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扩张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这就是，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最后说：“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

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持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①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杜勒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和平演变战略与实力政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作了深刻的说明。

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战争策略外，又谈到和平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这两次会议表明：毛泽东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进入 60 年代后，毛泽东更加密切注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我国的舆论工具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帝国主义的在和平烟幕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并批评赫鲁晓夫散布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错误言论。1964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支持巴拿巴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 6 月 16 日，他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郑重地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话灵不灵？我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为了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出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专门讲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早就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能不能得手，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何。为此，毛泽东一再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尤其要警惕党中央出修正主义。1965 年 8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了 70 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971 年 2 月，毛泽东抓住时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由此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往出现了新的局面。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互相需要，也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尼克松以反共著称，是右派。毛泽东喜欢同右派打交道。他甚至在同尼克松第一次见面对也直言不讳地对客人讲：我喜欢右派。他幽默而意味深长地说：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中美关系缓和、正常化。决不要中美双方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仰。当然，毛泽东又机智而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1976 年 1 月

① 详见林克的《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 年第 1 期。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2 页。

1 日，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婿、女儿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毛泽东看来，尼克松虽然在打开中美关系上做了件好事，成了老朋友，但尼克松是右派，这一点不能模糊。而尼克松呢？他也十分了解毛泽东的立场。1976 年，毛泽东又一次会见来华的尼克松。尼克松在

《真正的和平》（1984）年一书中提到这次会见的情形：“他（毛泽东）问我：‘和平是你的唯一目标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种和平不光是不打仗。我对他说，这种和平必须是一种保持正义的和平。’倘若我用仅仅强调和平友好的必要性的论述来回答毛泽东的这个问题，他不但会认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还认为，我是个傻瓜。”确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尼克松，都清楚对方具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信念，都决不会被“和平”、“友好”、“老朋友”之类的词句所迷惑。

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我认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他晚年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遗产，具有两重性，其中既有深刻的、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也有对现实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和理论上的偏颇。因此，我们对它不宜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而应作具体的分析。

作为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了毕生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他以下的思想是深刻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除了警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颠覆外，还要防止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搞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除了要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外，还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也有严重的失误之处。这主要有：第一，对当时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主观主义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第二，只着眼于从阶级斗争角度来思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忽视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忽视了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最重要的保证。第三，只看到右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没有认识到“左”的、教条主义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四，只注意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忽视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忽视了从制度上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毛泽东的这些失误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长河看，全世界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里和平共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存，既是双方斗争的结果，又是双方互相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只讲斗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生态保护以至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在实行对外开放时，我们又不能丧失警惕。“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50 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在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① 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概括和总结。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以它的实力地位为基础的，是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而它在加紧推行它的和平演变战略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它的实力政策，放松它对军事力量的加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之所以能在苏联和东欧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客观原因之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相比之下，进入 70 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在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这是我们在进行反和平演变教育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观点。至于想重新以反和平演变来冲击、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观点则更是错误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以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值得我们重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防止和平演变、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指针。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 1991 年版，第 6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