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59 年间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把这一问题单列为一条。他写道：“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紧接着，他又写了另一条：‘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 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 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抽象地讲，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不无道理。但他在这时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是为了批评“反冒进”。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认为，“反冒进”的同志采用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没有弄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请大家看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会上印发了）。他解释说：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作了反驳

（长得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老师所教，好色无此事）。宋玉反说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五个孩子，你看好色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他讲，宋玉的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两千多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3 月 25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把支流当做主流，没有抓住问题本质。5 月 17 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讲：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1956 年反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的这种批评明显是错误的。第一，1956 年反冒进是正确的，冒进是脱离了实际，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周恩来等批评冒进，并没有否认当时经济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并不是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到了 1958 年下半年和 1959 年初，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已非

常突出，非常严重，可毛泽东在 1959 年 2 月 2 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依然讲： 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又说：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心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一片黑暗。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是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要警惕。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 认为彭德怀等人颠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采用的是“攻其一点， 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脱离了实际，把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公式化。抽象地讲，“只要路线正确，工作中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说法，未可厚非，问题是路线正确与否本身需要有实践来检验。他虽然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总认为自己的路线是不会错的，是正确的。所以当人们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批评指导思想上有错误时，他就指责别人区分不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对于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事地加以科学分析，成绩是几分就是几分，缺点是几分就是几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能从路线是正确的这未经证明的前提出发，将九指头和一个指头（或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或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公式，到处去套。

“观察的客观性”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 对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运用就会将它变成为诡辩的工具。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由于主观主义的运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辩证法又一次走向了反面，成了为错误辩护的工具。这教训值得我们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