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正“共产风”与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公社办起来后，毛泽东心里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又不踏实，脑子里还有问号，究竟怎样？从他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1958 年 10 月 31 日）、邯郸地区（11 月 1 日）和河南省新乡地区（11 月 1 日）视察时的谈话看，他除了询问生产情况外，十分关心社员的生活。他每到一地都问：食堂办了没有？办得怎样？人民是否喜欢吃大锅饭？一月吃多少盐？多少油？做不做菜？有没有肉吃？他要求：一是吃饱，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他说：吃饭就是劳动力，吃不好饭就不能劳动。托儿所要办好，对小孩要吃好，教好。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大跃进中不少地方连续作战，挑灯夜战。对此，毛泽东讲，要下个命令，要休息，睡够。对供给制，他心里犯嘀咕。在石家庄，他问：徐水县怎样？实行供给制度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的询问得到的当然只是“满意”的回答。

人民公社化运动起来后，全国农村普遍刮起了“共产风”：集体共社员个人的产；大集体（公社）共小集体（农业合作社）的产；公社以至县联社任意无偿平调农业社的劳动力、物资；强行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的贫富差别。“共产风”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然而“共产风”刮起来后又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遇到农民的反抗。1958 年本是个丰收年，但秋后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征购任务不能完成，普遍发生瞒产私分。结果粮、油、猪肉、蔬菜供应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人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陈伯达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毛泽东热中有冷，觉察到事关重大，先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紧接着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1 月 21 日

至 12 月 10 日）。这两次会议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着重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利用价值法则，反对对农产品无偿调拨，纠正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险主义。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纠正“共产风”，澄清一些人头脑中的湖涂思想。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马、思、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斯大林的这本著作，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的这本书。在郑州会议上，他读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1 月 9 日，他发出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向同志们建议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最后说： “大跃进和人民人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①信中所说的“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是指陈伯达。在会上，陈伯达因提出废除商品生产、主张产品调拨被毛泽东树为对立面。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向有的人打招呼，“不要和陈伯达搞在一起”。

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反复进行过研读，先后写批注有四个本子。“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曾流传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讲话和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语，“文化大革命”后又印发过《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这些稿子虽有详略的区别，但基本观点、思想是一致的。斯大林的全书共十章，外加两封信和一个答复。毛泽东所感兴趣的是前三章和信。他关于这本书谈话中心议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共产风”，讲明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之必要，谈话也涉及哲学问题。谈话的要点归纳如下：

（一）研究、掌握、运用客观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中着重论述了规律的客观性，指出不能将规律与法律、计划混为一谈。毛泽东肯定斯大林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说：“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解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他认为斯大林“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述得不够”。斯大林讲， “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他们”。毛泽东不赞成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没有能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将来能够改造。” 毛泽东的说法很解放，但似乎也有点片面性。他强调了人类认识能力、改造能力无限的一面，没有注意在任何时候人类认识能力、改造能力又有有限的一面，没有注意到无限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要通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改造

① 毛泽东：《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2～553 页。

能力去实现。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经济计划怎么搞，没有展开，只说了几句。斯大林讲：“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斯大林的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评论说：“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计划问题甚多，过分强调重工业，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那末毛泽东对我国的情况怎么看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呢？是反映得比较完全呢，还是不够好呢？毛泽东的看法则是：“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其实，毛泽东犯了斯大林的同样错误，过高地估计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

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讲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经济计划要反映经济规律时，却没有去思索一下，1958 年的高指标、大跃进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原因可能是，他在读斯大林书的时候兴趣不在此。

（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斯大林书的第二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和第三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是毛泽东阅读的重点。他的批注、谈话主要是有关这两章的内容。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到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社会主义的

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有一个过程。但许多干部（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家）却急于过渡，否认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任意无偿调拨生产队和公社的劳力、物资，不搞商品交换。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复讲要划清两种界限。他严厉指出：“秀才们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他教育干部：“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重要，极其有作用。”他对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分析很赞赏。指出：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的，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讲，商品生产是农民可以接受的工农结合的唯一形式。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他告诫干部，不要无偿调拨劳动力：“秦始皇调动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动力垮台。”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提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想当多数的干部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又说：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这是现象。他指出，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货币也要增，这是几十万干部的思想问题，是对五亿农民的团结问题。

有人觉得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斯大林认为，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商品生产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就存在过，并为他们服务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并指出：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

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就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本质差别：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让它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用不着怕商品生产。他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对农民不放心，不肯把农业机器买给农民，国家对农民控制得很死。毛泽东认为，商品不限于消费资料，有些生产资料是商品，国家与公社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一个突破。在八十年代，改革以后，不只是有些生产资料，而是所有生产资料都要通过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也是商品交换而不是产品的调拨。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九十年代，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又是一个突破。

毛泽东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前提，但这种解释还不够完整。“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在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也不可能消灭商品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才能为早日消灭商品生产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不可逾越的，要想超越，不过是空想。

应当指出：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不过，他对人民公社生产的认识仍然带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他认为，人民公社应从两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自给性生产”，这是自然经济的范畴。毛泽东把发展自给性生产放在第一位，反映了他思想存留有“自然经济”的残余。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商品生产，也就必然有价值规律。毛泽东讲：“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赞同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作用的观点，认为对生产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大量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如何估价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估计是低了；二是毛泽东

没有搞清价值规律与国家计划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经济计划要大体符合价值规律。在毛泽东以及斯大林看来：国家在作计划时无需考虑价值规律，只是考虑国家的需要。这样做的结果，导致相当多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严重的背离，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从理论上讲，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其他规律，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是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价值规律对生产所起的调节作用的大小、方式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有两重性，它可以产生资本主义，不过用不着怕，可以限制它。毛泽东的话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许多人怕商品生产，就是因为它会产生资本主义。在现有的生产力的状况、政治思想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消极的东西（但不同于旧社会会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会产生把追求利润作为企业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工人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中间剥削；会产生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至于私营企业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更是不待言的。毛泽东讲不用怕它，这也是很对的。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消极作用是可以限制的。既不能因为有消极作用就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不能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忽视对它消极作用的限制。

（三）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谈生产关系，不谈上层建筑，不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国整风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旧的规章制度，都属于意识形态。斯大林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见物不见人，不说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斯大林有这一缺点，而且影响到理论工作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的哲学工作者受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很少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后来，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它只讲物质，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毛泽东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不过，毛泽东在纠正斯大林的缺点时走向另一极端：过分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时，忽视了物质利益，忽视了经济规律。

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着重解决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为纠正“共产风”提供了理论武器。但这两次会议未能涉及纠正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未能刹住“共产风”。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 年 2 月27 日至 3 月 5 日），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判。他说：人民公社在

1958 年秋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

有些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壮而归社的，有的没有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时的农民普遍发生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劳动成果，抵制共产风。可一些地方领导

（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发表文章）则认为，这是农民的本位主义，要农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对此，毛泽东说：不是人家的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拿共产主义做照牌，实际实行的是抢产。没有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告状。”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在 3 月 5 日，他又严厉地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外面不要去讲，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 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公社有修正主义。拦路抢劫，不作等价交换，一平（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调拨），三提款（银行在农村的贷款一律收回），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他承认，从去年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他反复申明，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不能搞平调，不能积累太多，变成秦始皇就危险，13 年亡国，隋炀帝 31 年灭亡。这时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感到共产风刮得与农民关系紧张，不纠正不得了，要出大乱子。

在郑州会议上，他承认，在生产关系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要退，但退到哪里，他也不清楚。如何纠正共产风，在会上，他主张已平调的财产，一般不再算账。会后，他改变了主张，认为：“旧账还是要算的，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关于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1959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又明确规定保留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小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办法，贯彻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但在社员分配上仍然保留部分供给制的平均主义。

从 1958 年冬至 1959 年春夏，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在纠“左”。但他纠“左”是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认为公社化过程中“左”的东西只是一个指头，只是下面干部犯的，所以“左”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没有触及。在这一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当有人提出人民公社搞早了的时候，他就火冒三丈。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共产风”再度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