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遗嘱与再批资产阶级法权

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一方面苦心安排人事，重新重用邓小平，甚至考虑邓小平接班；另一方面继续从理论上思索如何“防修”“反修”。

1974 年 12 月 26 日，在他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同周恩来来商谈完全国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后，还在一起研究了理论问题。周恩来在谈话后将毛泽东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文字，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几个字，如在林彪后面加上“一类”二字。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全文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再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 1974 年 10 月 20 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时说：要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列宁在这里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还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学习“九大” 政治报告第一部分那里引用列宁的话、主席的话。周恩来的这些话，除“主席的话”外，很可能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1975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正遇到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保护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

到了 1975 年底，毛泽东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制，不管你人多，人少。他还指出，一部分老干部，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周恩来整理的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不足四百字，但同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其他谈话联系起来看，这简短的话集中反映了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所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理论遗嘱。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好。他在长沙岳麓山住的三个月里，曾五次下山到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上下游泳池扶梯都是自己走的，平时走路也平衡。在 1975 年，毛泽东的记忆力仍极好。这方面有两件事可以作证：

一件是：1975 年春，广安门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参加会诊。毛泽东得知这位医生叫唐由之后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由之”的名字。接着，他背诵了鲁迅当年悼念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

另一件是：1975 年 5 月 29 日，芦荻去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在芦荻见面道过姓名后，毛泽东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因为诗的最后一句含有“芦荻”二字，故毛泽东发此问。芦荻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接着毛泽东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回忆说：一次她背诵李商隐的一首诗，背错了一字，主席立即让她停下，进行纠正。芦荻说：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背诵诗歌，连小说、散文也能大段大段背下来。一次为了注释江淹《恨赋》中的一个“溢”字，主席就把“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

这说明，毛泽东在谈理论问题时身体尚好，脑子清楚，将“理论问题指示”看成是他的理论遗嘱是完全可以的。

“理论问题指示”的中心点，仍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涉及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思索，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原因，思索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因素或经济根源，以及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在 1958 年，毛泽东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纠正共产风以后，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1962 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原则。”这是经过了共产风、平均主义的沉痛教训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思想又起了变化，赞扬供给制，把任何的物质奖励都视为修正主义。1967 年“五一节”时，他在谈到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时说：我们党在 49 年、50 年、51 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后来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又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习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过来。他的这些话是在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过程中说的，是非正式的，后来并没有去实行。不过，他的那些话很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在中共“九大”，他把注重利润，搞奖金，搞物质刺激，都看成是修正主义。他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不赞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口号。他又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他说：“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二钱盐，一斤半米。这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大军所过，那里能搞到？就吃辣椒。现在进了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他依然十分怀念供给制。不过，经过 1958 年的教训，他不再会重犯刮“共产风”的错误。

“理论问题指示”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第一，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进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抹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同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质的不同，抹杀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在性质上不同。毛泽东承认：“所有制变更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以前也这样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分配、交换。所有制不同，分配、交换也就不同。他一方面承认“所有制变更”，另一方面又讲分配，交换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明显的矛盾，讲不通。第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同修正主义上台联系，这实际上是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后写文章公开宣传，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土壤和温床。

有鉴于 1958 年的教训，毛泽东没有提出要“破除”或“取消”这些法权，而认为在现今条件下，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至于如何限制，他本人也没具体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所施行的政策和当时报刊的宣传看，不外是这样一些：

在分配领域中强调政治挂帅，缩小工资级别的差别，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在流通、交换方面，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他这次谈资产阶级法权同 1958 年还有一点不同，上一次是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这一次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出修正主义。他两次谈资产阶级法权，错误性质是同一的，表现的形式则不同。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引列宁的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的话。列宁的这话，毛泽东常引用。1963 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引了这话。1966 年 5 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列宁的话，并讲：主席说要经常温习、宣传列宁的这话。“九大”政治报告中也引了它。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那当然是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他在 1975 年底，又讲到列宁的话。这说明，列宁的这一语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不过，他将列宁的这一语录教条化了。列宁讲的小生产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权还不很巩固，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还未基本完成之前的小生产者。这样的小生产如列宁所说会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农民已由个体的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合作化后的农民无疑仍然保留有私有心理和习惯，无疑其中也会有极少人搞资本主义活动，分泌出资本主义，但这同合作化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中存在的落后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列宁的话。他说，不仅小生产是这样，而且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也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实还产生某些腐败现象和蜕化变质分子，也确实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照牌，而实际上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一直警惕注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过分夸大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夸大了这些阴暗面，他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

总之，从“理论问题指示”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还在思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如何反修防修的问题。他最为关注的是三点：

（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亦即是从经济基础上如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

（二）小生产者问题，亦即是教育农民问题；（三）党内问题，如何防止党内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以为，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后完成，关于“反修”“防修”的最后思考。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应当加以否定。但在否定它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中确有合理的一面。它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一，他把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是错误的。但他看到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面，这有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限制商品生产、取消商品生产、轻视货币交换的作用，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和现在政治思想状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必然存在着消极面，它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曾出的某些现象，如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会产生无政府状况，会有人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不加以限制，这些消极东西就会泛滥成灾。倘若因为由于这些消极东西出现，就又批商品生产，限制商品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要总结经验，采用经济、行政、法律、政治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第二，他指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可以说，从 1956 年以来，他十分警惕党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不会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问题，担心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内出问题。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黑暗面，又错误地采用了“大民主”的方式。中国革命胜利己有 40 多年了，如何防止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现在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出问题，主要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一点是有历史的远见的。

第三，他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落后面，把合作化前的个体农民和合作化后的集体农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农仍然有两重性，教育、组织、引导农民仍然是一大问题。

第四，他指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是错误的，但他自认为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悲剧之所在。不过，他提出要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论点是令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