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与再次批邓

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是毛泽东同时向周恩来交待的两件大事。

当时听过传达的人，谁也没有觉察出这两件事，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小平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现在，邓小平复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复出，毛泽东把党（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大权全面交给他，让他代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的这种安排，

不啻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搞邓搞错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安排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种安排实质上是对自己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原来的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让张春桥、姚文元一类人主管意识形态，写文章，造舆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这两件事无法统一，只能二方吃掉另一方。

江青一伙在利用全国四届人大“组阁”夺权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一方面利用毛泽东要他们写文章之机，继续大肆鼓吹极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提出批经验主义。他们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企图借批经验主义，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毛泽东似乎洞悉了他们的阴谋。1975 年 4

月 23 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一种不懂马列的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这一批示给“四人帮”批经验主义以当头一棒，在当时起了好作用。毛泽东对党内理论状况的估计，也是符合实际的，确实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

他提出要以多年时间学马列，也是对的。不过，毛泽东批示一开头的几句话却令人费解。他把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包括在修正主义里，这就把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从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党内修正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确实严重存在着。在对马列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上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则表现为经验主义。

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评“四人帮”，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泽东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打。”“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出，“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宗派反党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严肃地向政治局委员讲：“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在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拉坐在自己的右边，把叶剑英拉坐在自己的左边，对“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老和他们过不去，你们批他们，要犯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四人帮”被迫作检讨。江青在 6 月 28 日给毛泽东及

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讨中说：“我在 4 月 27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江青的检讨是假的。1976 年 3 月 2 日，

江青在讲话中大骂邓小平，大骂政治局会议对她的批评、帮助，说从 4 月底

斗她到 6 月。政治局对江青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在毛泽东和中

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下，“四人帮”的气焰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 的错误。

5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7 月 2 日，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乍，有病的先养起来，并治病。”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有一批者同志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7 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应调整文艺政策：现在“样板戏太少，而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 月 14 日，他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指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么？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1975 年 4 月，“四人帮”一伙对反映大庆石油会战，表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电影《创业》，罗列十大罪名（如“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 等），将影片一棍子打死。《创业》编剧张天民上诉毛泽东。7 月 25 日，毛泽东指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指示，又给江青一伙当头一棒。江青为此十分恼火，暴跳三丈。这年 9 月，她在山西大寨，对张天民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寥寥数语，自画了一幅泼妇的丑像。

月 16 日，毛泽东在《学部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还引用了汉朝东方朔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教育大家，对人要求不可过高。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谈话，是在纠“左”，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精神，邓小平在主持工作后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纠正。不过，他还是在利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认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和突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最初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又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必然受到“四人帮”

及各部门各地区造反起家人的反对与不满，因为各部门、各地区在整顿中整了一批造反起家的人。

1975 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行动已经很困难，他已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但党和国家的大事又非他点头认可不可。于是需要有一个联络员，做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人。谁来当联络员，事关重大。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几乎与外界隔离，他只能根据送来的有限材料和汇报作出判断。联络员向他送什么材料，汇报什么情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谁当联络员？结果毛远新被选中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的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当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由于血缘关系，毛泽东自然是相信自己的侄子。毛远新自 9 月当上联络员后，便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攻击邓小平。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 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当听说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风时，自然会引起他的神经紧张。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等于否定他自己最后十年。毛泽东相信了毛远新的意见。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8 月 13 日、10 月 7 日）写信给毛泽东（由邓小平转呈），告迟群、谢静宜。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派到新华印刷厂支“左”，后又到清华、北大主持工作。刘冰等人的信主要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揭露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喝酒，睡大觉，装风卖傻，深夜一人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等丑恶行为，揭露他们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制的恶劣作风和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请求中央派人解决。信的内容井没有涉及学校“教育革命”和整个“文化大革命”。迟群、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的，也是得到毛泽东信赖的。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调查，就断定： “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并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示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开展“大辩论”，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这种“反击”很快遍及全国。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得不中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当然是不允许的。由于毛泽东受毛远新汇报的影响，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三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用。其实在那时，邓小平只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 的错误，恢复过去的好的作风、好的政策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在主观上并无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意思。毛泽东偏向江青一伙一边，再次批邓。

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11

月 26 日向全党发了打招呼要点。第二年，3 月 3 日，中共中央又将毛泽东从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多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给全党。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毛远新的汇报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是由毛远新整理

成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1949 年提出国内主妄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

（二）“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就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三）“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人受了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

（四）“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

（五）“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

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做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不应一棍子打死。”

此外，毛泽东谈话还涉及到资产阶级法权（这点前面已引过）、教育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划等号、建议读点哲学和读点鲁迅等方面内容。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虽多，但中心很突出：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从理论上讲，毛泽东的谈话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不过是在重复以往一贯的思想。

评判一件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主观愿望，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客观的社会实践效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与 1958 年的大跃进一样，

主观愿望是美好的。毛泽东自认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课题，是一个伟大创举。在他看来，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重犯斯大林错误，重蹈苏联变修复辟的老路。他认为，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把气发到大多数群众身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翻案不得人心。”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虽然承认现在要研究的是不足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能否定。在他的头脑中，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有关坚持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能含糊所以他不顾一年前讲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批邓。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是两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他最后十年的评价。他虽然讲对自己要一分为二，“三七”开（他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也包含有对自己最后十年的“三七”开），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由他自己来纠正，只能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后继者去纠正。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造成的恶果是异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坚决予以否定。但这种否定，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应当是有分析的、辨证的否定。《决议》正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秈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应当否定。但不能由此否定毛泽

东在“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一切。《决议》指出：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他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作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他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决议》的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有的人在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 时，在揭露、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有的甚至描写得比旧中国还黑暗、可怕，有的人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描绘成权术家，迫害狂，这是完全错误的。

否定一切，最后必然否定自己。这是历史辩证法。对“文化大革命”应当否定，不容丝毫的犹豫。但这种否定应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