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在 195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 1957 年整风运动后传了下来，到

了 1966 年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四大”并不是在整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匈牙利事件后，国内有少数人主张搞大民主，认为小民主不过瘾。毛泽东批评这种主张缺乏阶级观点，认为是错误的。但他对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欣赏，认为大民主、小民主的说法很形象。因此，他也常用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他认为，民主是个方法，要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不肯改正的死官僚主义者，但不能用大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只能用和风细雨，不能用急风暴雨。3 月 1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匈牙利搞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十天后，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又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提出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总之，毛泽东在开始时不赞成用大民主。但他讲，对大民主也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在整风过程中，有的人主张大鸣，大放，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7 页。

向共产党提意见。以后学校、机关又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表意见。大字报出现后，有人很害怕，毛泽东则认为，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群众可以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右派。“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①到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四大”“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②他又说：“四大”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没有采用这种形式，因为那时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就不好了。现在情况不同了，于是就出现了“四大”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③

在毛泽东看来，“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他说：“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④又说：“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⑤ “四大”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他说：我在今年 2 月 27 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感谢右派，‘大’ 字是他们发明的”。既然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四大”向无产阶级进攻，那毛泽东为什么还提倡“四大”呢？他认为：“四大”，“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①有人怕：四大”，一是怕乱，一是怕下不了台。他认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人民中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是要把国家搞乱。“四大”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应当怕，不会下不了台。“四大”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字报”这种形式。可以说，没有大字报，也就无所谓有“四大”。毛泽东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传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因此，大字

①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4 页。

②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7 页。

③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0 页。

④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7 页。

⑤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8 页。

①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5 页。

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②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

（4 月 15 日）的短文中又写道：“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③

总之，毛泽东把“四大”看作是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革命形式，认为“四大”有利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利于改进工作，克服缺点，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大”发展到极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大”写进了宪法。“文化大革命”后，在总结历次经验教训时，普遍认为， “四大”从来没有起过好作用，“四大”从宪法中删去了。

究竟如何看待“四大”？我认为，毛泽东对“四大”的评价有过头之处，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四大”尤其是大字报是揭露社会矛盾，克服官僚主义（尤其是死官僚）的一种有效手段。有的时候群众的一些问题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反映，无法解决。而当群众的大字报一贴，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四大”也有很大局限性：一是很难正确分析矛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是容易为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容易助长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把“四大”看作是革命的新形式是不妥的，“四大” 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将它从宪法中删去是有理由的。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 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由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开战，由革命为主转向以建设为主，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适时的。他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也是对的。但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他头脑中一度放松了的阶级斗争弦又绷紧起来，过分夸大了实行双百方针过程和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思潮，错误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又推动了他的理论进一步向“左”的错误方向发展，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这也是对的。但他把修正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则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了“四大”在揭露矛盾，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忽视了“四大”的局限性，错误地把“四大”看成是适合新的革命内容的新形式。

②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7、448 页。

③ 《红旗》杂志，1958 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