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民公社与马克思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找到了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在理论上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重大发展。1958 年 8 月 11 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又说：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发展和补充。究竟有哪些新的发展和补充，毛泽东没有展开讲。

他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相互关系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关于平等、民主、说服、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讲清这一条。他又认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份，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中国如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注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强调生产者在劳动中的平等关系，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以平等态度待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往往脱离了现有的生产力和所有制来讲人与人的关系，带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色彩。至于他提倡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倡吃饭不要钱等，显然谈不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背离。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并不回避这一原理。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部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等等。”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前进过远一点”，而是前进的太远了，大大超过了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

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有过。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以前试办过农业公社，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等也实行公有化，生活和分配方面也公有化，还办食堂、托儿所等。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有些地方不是搞农业劳动组合（只是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搞农业公社。斯大林在联共十七大上的总结报告和《胜利冲昏头脑》等文章中批评了这种“左”的做法，并将现有的农业公社转变为劳动组合。斯大林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产品十分丰富了，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才有可能转变为农业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在 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对当时的共产风很忧虑，认为我们人民公社颇有类似于苏联的农业公社的地方。为了吸取其他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苏联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的异同之

处。于是他指示我国驻苏使馆，要他们组织留些学生，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图书馆、苏联国家档案馆去翻阅有关苏联农业公社的材料，驻苏使馆经过摘译寄回国内。中联部根据王稼祥指示，编成了《论苏联农业公社》一书。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针对中国的情况，他在 1959

年 1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所作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其中说到：“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匀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必须注意到，按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来说，财富还不足以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净，并使得经济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①同年 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的一个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苏联农业公社的情况，认为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因而“没有什么成绩”，最后选择了农业劳动组合。《内部参考》上登了赫鲁晓夫的讲话。

在 1959 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有关人民公社的资料、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攻击人民公社的谈话放在一起，印发到会同志，并写了一段按语。按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经典的论述。其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毛泽东并不害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这一法宝来攻他。因为，他认为，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是符合马克思的这一科学原则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错了。搞人民公社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可是毛泽东却认为搞人民公社是符合这一原理的。毛泽东对这种符合没有作出解释。是哪些因素使毛泽东把明显的“不符合”误认为“符合”的呢？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虽然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对这一原理的理解上有点问题，这主要是表现在如何判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尺，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重要的，但决定生产力性质、水平的，不是人，而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同样不是人，而是生产工具。有什么

① 《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7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

生产工具，就有什么样的生产织组形式和生产关系。毛泽东注重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工具的作用。在 1958 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考虑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时只考虑到当时人的主观愿望（为了搞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协作），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如前所讲，刘少奇在 1957 年的讲话和中共中央 1957 年的指示是考虑到的），只考

虑需要，不考虑可能。在 1958 年，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主要的生产工具还是中世纪式的犁、锄、耙、刀、叉，主要的动力是畜力。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组织小规模的简单协作性的合作社是可能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起码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但要使合作社巩固、发展，则需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若要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则是一种空想，即使一时能成，也不能持久。

第二，过分夸大了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改革、变动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决定生产关系改革的、变动的并不是人，更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物质生产力。毛泽东则把人的意志看成是主要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赫鲁晓夫讲公社，是讲苏联的历史。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赫鲁晓夫只讲物质条件，不讲政治条件。我们的物质条件就是人。因为一切都太少，就要组织起来，他们物质条件好，但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人多，挤得很，东部有几亿人，土地少，对组织社会化，农业合作化，比较容易办好。如果稀稀拉拉就难办。①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科学原理是对立的，陷入了历史唯心论。

第三，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毛泽东企图通过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在初级社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搞高级社，在高级社没有巩固的时候，又搞人民公社。他忽视了生产关系需要相对的稳定，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四，在如何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不是以生产力是否发展为根本标准，而是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来定。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生产关系有一点过头，要后退，但退到什么为合适？他心中无数，他不是从现有的生产力性质、状况去考虑，而是依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而定。于是一步一步地退，直到 1962 年退到三级所有，以生产小队为基础。这一过程，固然反映了他走群众路线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他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经验主义。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左”倾思想的产物。大跃进引起人民公社，引起共产风，引起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人民公社又为生产力的大跃进作“保证”，使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但基本的还是由大跃进引起的。违背客观规律，要碰得头破血流。1958 年～1960 年的大试验证明了这一真理。

最后应当指出：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基本原理，所以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步步退让，逐步地纠正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到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程度。

人民公社究竟如何？毛泽东也不是绝对肯定的。1964 年 4 月 15 日，毛

①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219～220 页。

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说：“人民公社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毛泽东则说：“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又说：“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较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