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找真理

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人民的饿饭，毛泽东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的头脑也变得清醒起来。他认识到，这几年严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犯了主观主义。为了扭转严重局面，渡过难关，端正思想路线是重要一环。为此，他决心恢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60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 67 岁生日。这一天，他请了汪东兴、秘书、卫士七人一同吃晚饭。桌上没肉，没有酒，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说：现在者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去山东省作广泛的调查，要他们讲真话，不讲假话， 不许隐瞒欺骗。虽说是伟大领袖的生日，但没有欢乐的气氛。这顿饭自然也吃不好，谁也吃不下去。夜里，毛泽东睡不着，对卫士说：“我不放心哪， 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他为下去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个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和些，比山东好。1 月 21 日去北京训练班上两星期课，使你们有充分精神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写完后，又补充道：“12 月 26 日，我的生辰， 明年我就 67 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深切的关心、爱护之情，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之状，而且也透露了他“老了”的悲凉心境，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开工作会议（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讨论 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过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指出，做好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说起。要情况明，必须调查研究。他回顾党的历史说：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自己的毛病， 当然要改，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确实，建国后，进了城，他成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声，一片万岁声。他已无法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逛大街，游公园，几乎无法与普通的老百姓拉家常，聊大天。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1952 年春节期间，他戴上了口罩，游黄鹤楼。不料被眼尖的小孩认出，结果，一片万岁声，游人像潮水般涌来，人挤成了一团，卫士和其他领导同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驾”突围。毛泽东自己风趣地说：“真是下不了黄鹤楼。”为了安全，毛泽东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对此，他“愤怒、痛苦，又无可奈何”。“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走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① 毛泽东只能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情况，无法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亲自作调查工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要求卫士回乡探家时作调查。为了了解的面广，他要求警卫中队的战士应来自不同的省、市、自治区，来自不同的专区， 不要重复。由于“领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已很难向群众作调查。1958 年，他虽然到大江南北的许多工厂、农村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视察，但看

到的是一片大跃进的假象。他在 1 月 13 日会上作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 为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1961 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

查研究年。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但要亲自抓典型，到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进行深入的周密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而且要组织和指导广大干部去搞调查研究，教会许多人作调查研究。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 年 1 月 14 日

至 18 日）。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调查研究问题，提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1961 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进行了调查。会后， 他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三省农村，作人民公社调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

正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毛泽东重新见到他在 1930 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1961 年 3 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三南”会议）上，论文印发给到会者。3 月 13 日，毛泽东说：找出 30 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还有点道理，别人怎样看我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

① 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第 56、63 页。

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场大斗争写出来的。⋯⋯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①这篇文章后来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篇名正式公开印行。

根据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的调查，毛泽东指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中应有着重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即生产大队内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在“三南”会议召开的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即由华北、西北、东北三区中央局书记及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3 月 13 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出：对农村中存在的两个极端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 不作亲自的典型调查，满足于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他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表示， 他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 3 月 23 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对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作了极高评价，要求各级领导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讨论。信对 1958 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作典型调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针对许多调查工作并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的主观主义毛病，中央指示信说：“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的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信的这些意见击中了调查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要害。

同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通知各省市自

治区的领导人在 5 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利用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地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收到各地送来的许多调查报告，为了交流情况，他批转了一些报告和信件。他在 5 月 14 日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中说：“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 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主义的所谓政策。”①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从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在湖南长沙、宁乡两县深入农村，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访问，就食堂、供给制、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

① 见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 页。

① 毛泽东：《致张平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82 页。

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并及时向在上海的毛泽东通报了对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恢复社员体力和畜力问题的看法。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工作。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共中央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 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主义事业起了积极作用。没有全党从上到下调查研究，就没有这些工作条例。没有这些工作条例，也就不可能调动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严重的困难局面。

“下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这说得很好，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群众路线的思想。1958 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群众，不作调查研究。这也很对。但似乎也还有别的问题：像农村办不办公共食堂、搞不搞供给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以什么为好等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作不作调查的问题吗？我想不尽然。

拿食堂为例来说。1958 年，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的农村，在农忙时办起了临时食堂。这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无可指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普遍办起食堂，而且与吃饭不要钱联在一起，并把办不办食堂看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下， 农村办常年的公共食堂（更不用说吃饭不要钱）显然是不适宜的，许多社员也有意见。1959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调查的结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结果调查组成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印象。1961 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此作了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一年，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经过调查，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 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办食堂。各地为了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也只能硬着头发办食堂， 那怕有名无实。直到 1961 年经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自己的卫士与秘书等调查后，才下决心停办食堂。

再以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来说。自 1959 年第二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其核心是究竟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1959 年 3 月，他两次写信，提出这一问题，“要照群众意见办”， 并说“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能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从一般道理讲，毛泽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过调查、讨论， 确定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只有部分的所有制。这种体制仍然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直到 1961 年 9 月，他才认识到应以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在 9 月 29 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中说：“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又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 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为什么糊涂六年之久，是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吗？当然不是，看来是毛泽东头脑中的“一大二公”的思想在起作用，致使正确意见不能为他吸收。

再以“包产到户”来说。在 1957 年、1959 年有些地方就试行过“包产

到户”。但都被视之为搞资本主义，打了回去。1960 年，为了渡过困难，恢复农业生产，不少地方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也有个别地方提出分田单干。安徽省委就生产责任制问题曾三次（1961 年 3 月 20 日、4 月 27 日、7 月 24 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也许因为以前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过“包产到户”，所以安徽省委的报告申辩说：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报告讲了实行责任制的好处，也讲了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安徽省的办法，毛泽东不甚赞同。在 3 月的广州会议期间，秘书田家英将安徽省的包产到户的材料转给他，同时田家英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讲：

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我们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 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毛泽东是赞成田家英的意见的，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赞成田家英的意见，陈云则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①

毛泽东虽然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意见，但并没有立即阻止这种试验。到了这年秋，安徽全省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全国各省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地区实行类似的办法。到了这年 12 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可以不再搞“责任田”。安徽省于 1962 年 3 月 20 日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在实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许多问题。1962 年 2 月中央监委发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简报讲了分田单干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土地大量撩荒，征购任务完不成；

（2）发生两极分化，困难户卖田、卖房和家俱；（3）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有的地富反攻倒算，要“土地回家”。中共中央于 3 月 11 日又转发了中央监委的简报。那时候，“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两者视为一回事。恐怕类似的材料不止这一件。这些材料，当然会影响毛泽东。

不过，在那时，广大农民是欢迎包产到户的。1962 年 3 月，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带调查组到湖南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父家乡）、宁乡炭子冲（刘少奇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 1961 年蹲点的地方），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情况和问题的调查。田家英在调查中听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因事关重大，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包产到户就不能听。”①那时包产到户继续在全国发展。刘少奇在 1961 年湖南调查时不赞成分田到户，此时，刘少奇赞成包产到户。6 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召见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他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实

①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 64～—65 页。

①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 66 页。

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于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泽东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 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①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意见。”其实在此之前， 田家英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田家英为顾全大局说了“是我个人意见”。到了八、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批单干风和包产到户，认为这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主张坚持集体经济、依靠集体经济渡过困难，这一原则并没有错。事实上，这种选择在那时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从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集体经济、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绪看，在广大地区、多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选择，也许更佳，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讲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到户三例，无非是想说明，群众和干部意见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群众的创造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对待群众和干部中的不同意见，究竟听哪种意见？过就需要领导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毛泽东说：“有时候不能完全听群众”，这抽象讲不无道理，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并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能否加工正确，这里有种多因素：一是原料丰富与否；二是加工制作的方法正确不正确；三是加工者的立场、思想倾向、感情；四是加工者的知识结构。1958 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 并不是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当时的领导者听不进去。这表明在如何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问题上是大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在调查研究， 向群众学习问题上要防止经验主义、尾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