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跃进”问题

教科书依据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指出，“工业化的速度对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并从苏联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阐述了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这很自然地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他说：“现在我国的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他说：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性，那怎么能高速度呢？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还从人类历史长河中看大跃进：“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确实，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随着历史的前进，其速度也愈来愈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近几年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插曲。若为小小的波折而悲观，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是一种短视。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但取得胜利后，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困难。根据俄国和中国的经验，毛泽东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他又说：我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因此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很困难。

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对吗？应当说，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来说是错误的。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较容易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事实。但是要巩固这一制度却并不容易。这里毛泽东忽视了：第一，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现代化上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艰难性估计不足。在他看来，革命都成功了，建设还不容易。而实践的结果，革命不容易，建设更困难。中国现在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特殊条件下的补课，而西方的无产阶级在

革命胜利后没有这一任务。第二，他只看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要浅，但他没有估计到中国的封建遗毒比西方要厉害得多，改造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不比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容易。

法国《快报》在评论中曾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对“穷是动力”的话很赞赏，说：“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有的论者认为，后来“富则变修”观点是上述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种推断很难成立。穷推动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去干，去革命，去跃进，目的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为了使中国又富裕又文明，而不是保持一穷二白，让中国永远穷白下去。毛泽东确实讲过：将来宫了，一定会发生问题。不过，他所说的发生问题，不是指变修，而主要是指骄做自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变得停滞不前了。毛泽东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怕富，而是要急于变富，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富了不一定变修，但富了有可能变修。如果只注意物质文明的建设，不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搞得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他认为，为了保持继续大跃进， “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他把革命看成推动大跃进的动力。所以他说，他“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这也是他为什么始终注重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列宁讲：“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今天，为什么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原因很复杂，其中客观原因是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也有正确的论述。他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进步和政治。又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因素。当然，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毛泽东所讲的三条之外，还有科学的管理，正确的分配政策等其他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速度应当而且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快些。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究竟以多少为宜，这就需要实事求是。钢产量翻一番、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 1958 年的高指标后，

1959 年，毛泽东稍为冷静一些。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说：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又提出：农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就是“大跃进”，工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大跃进”。毛泽东的这种论断，既没有顾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建立在对我国现有经济状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毛泽东认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6 页。

为，经过 1958～1959 年的大跃进，1960 年仍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1960 年 1 月他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说：现在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够

高速度发展，到 1972 年钢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时，看你相信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如果不能实现大跃进，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毛泽东的雄心可谓大矣。无产阶级能实现大跃进，这没有错，问题跃进的速度是否切合实际。如果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在目前状况下那就很可能是冒进，是欲速而不达。如果能在百分之十上下持续稳定发展那就很了不起。

无根据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放弃大跃进。刘少奇在 1962 年 1 月 27 日的讲话承认，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刘少奇说：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应该坚持下去。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了一大段话，对大跃进作了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做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①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有何等的气魄，读来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不象有的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直不起腰来，乞求西方资产阶级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但这是就战略而言的，是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来看而言的。就战术而言，就具体速度而言，不能盲目冒进，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增长速度，既反对冒进，又反对保守。但总的看，急性病是主要倾向。正确的方针应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样看起来是慢，实际反而快，仍然可以说是“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