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一、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

中国原是一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在国内国外是有不同认识的。有人认为，中国生产力落后，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状况，提出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左”、右错误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建立的新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但由于当时面临着解决土地问题、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由于出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在那时并没有宣布开始搞社会主义，相反，公开则说，搞社会主义还要 10～15 年的时间。

1952 年，在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胜利和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和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以赎买的形式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 1953 年开始，一方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改造，创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新经验。毛泽东预计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总路

线。实践的结果，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到 1956 年就基本完成了，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①的缺点与不足，但总的看来是成功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一个无产阶级在总人口占少数，而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感到喜悦。他曾说过：1949 年那样的胜利，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到了 1955 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在 1955 年 11～12 月，他感到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即将在握，于是便将自己的注意力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经济问题。

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亦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好一些。

从客观上讲，这时也有了这种可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期，我们党没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因此，在这方面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缺乏创造性。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和我们党开始取得一点经验，同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也有所暴露，对苏联经验中的缺点与不足开始有所认识。正在这时，苏共于 1956 年 2 月召开了“二十大”， 公开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启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放思想的闸门。苏共“二十大”无疑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大胆地独立地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了替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刘少奇从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 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并提出了许多意见。薄一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说：这很好啊！你给我组织一下，我也很想听一听。于是从 1956 年 2 月开始，他和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边听、边议、边总结，对我国经济建设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与研究。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好，“可是几乎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自己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① 在汇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进行了几次讨论。最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了集体智慧，形成《论十大关系》。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过程，毛泽东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 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 不可能形成。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是满意的。他曾多次谈到这一著作。1958 年 3

月 10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他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说：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1955 年基本上完成三个改造，在年底和 1956 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的人谈话，结果提出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1960 年 6 月 13

日，他在《十年总结》的一开头就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认为，《论十大关系》“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说《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估价，显然是过高了。这反映了那时毛泽东对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事实上，在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未被认识，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从现在的眼光看，《论十大关系》无论在经济体制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还没有完全冲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模式（“原则和苏联相同”）。尽管《论十大关系》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确实是毛泽东建国以后至逝世时的最好的论著，也是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优秀的文献之一。1975 年 7 月，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①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论十大关系》至今仍有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