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试验与群众路线

从认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讲哲学，大讲群众路线，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有些讲法颇为深刻，发前人之未发。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研究。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老年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现在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许多经验才形成的。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还有根据地的经验。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造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两年后，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

万人，比 1960 年增加 250 万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 1960 年全国人口比

1959 年锐减 1000 万和 1961 年又减少 348 万表示怀疑。

② 《中国人口》，河南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 页。

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确实如此，像“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由河南省提出的，当时指的是农村。毛泽东赞赏这一口号，得到推广，但仍然是指改变农村面貌，后来又推而广之，指改变全国面貌，1958 年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是毛泽东在六月提出的，他问冶金部长能不能做到，回答说可以，又问了许多人，也都说可以，于是他也就相信了。这种形式上的群众路线，使得毛泽东搞的大试验显得是“有根据的”，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

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人脑是个加工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之于群众，要完整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也是正确的。毛泽东注重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原料，但他忽视了“加工”这一点。同样的原料，由于“加工制作” 的不同，可以制成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产品”。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认识原料的来源问题，更要研究对原料的“加工制作”，这是认识论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这就是要注重认识主体的研究。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情绪、意志、知识水平和结构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对原料的“加工制作”。

群众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错误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但又不能仅仅依据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群众也会犯错误。因此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作出严格的、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尾巴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中一时的过急的情绪，或者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脱离了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自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其实，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才是真正地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误用不仅表现在将群众路线变为尾巴主义，而且还表现在把群众运动绝对化，试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所作的经典式的至理名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需妄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毫无疑议的。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成都会议发出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1958 年 3 月 23 日）。问题出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搞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特点。他是凭过去的经验，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实现大跃进。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开展一个全民炼钢铁运动。结果 9 千万人上阵，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砌起了土高炉。毛泽东讲：“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31 页。

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一再批评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错误。1958 年 9 月 24 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要完成 1070 万吨钢的任务，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真正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望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的奇迹。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有些工程建设上（如农田水利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大会战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毛泽东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他批评反冒进、不允许反冒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反冒进是向群众泼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原谅、迁就的态度。他在 1959 年说：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庐山会议上听到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 7 月 31 日的常委会上说：1958 年大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以。①他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写了一个语气极其激烈、尖锐的批语。他想用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 1905 年革命的态度来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辩护。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不贯彻群众路线，可以不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并以适当的形式去组织和实现这种积极性，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