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写作态度与方式

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的课题。笔者所持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一条说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首先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理论工作者要批评自己崇拜过的领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这在感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政治上也要冒点风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严肃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又不能像剥削阶级的史学家那样搞“尊者讳”，掩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现在出版的一些著作，对 1956 年以后的毛泽东的理论，大多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面，而较少讲（有的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他失误的一面、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这样的著作读后使人感到，你讲的毛泽东正确的理论，确实没有错，但与历史实际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你讲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有那么多发展、贡献，可在实践中却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这种回避的做法，不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

毛泽东也常说：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晚年正确的理论、思想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他的错误理论、思想同样是花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遗产。

与回避错误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是：有极少数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善意的态度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是站在敌视毛泽东的立场上，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们往往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方法。他们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不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重犯类似错误，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态度当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是要批评的。但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只能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去批评。其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对成绩还是对错误，一是一，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前所说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是同他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但决不等于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只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对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必须加以充分注意，否则会犯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被倒掉的错误。再次，不仅要指出错误之所在，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3 页。

在写作方式上，本书采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全书分探索初始时期

（1956～1957）、“大试验”时期（1958～1960）、“调整”时期（1961～ 1965）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四章。每一章又按历史的顺序分若干问题。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比较清晰地再现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轨迹，揭示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但这样做，弄不好也可能发生前后重复，因为他有些理论前后变化不是很大。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在前面讲得较为充分，后面只是略为提及。本书对历史的叙述，既有宏观的勾画，又有细节的描写，以期引起读者的兴味。本书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虽然有的为一部分人所熟悉，但为了保持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性，还是做了必要的论述。

毛泽东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本书写作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讲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观点，又要联系他的实践，分析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人完整地了解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更主要的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当前的借鉴。

本书采用述与评相结合以述为主的方法。为了让读者尤其是一部分青年读者比较客观地了解毛泽东的思想，本书主要的篇幅用于客观的叙述，在叙述过程中略作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至于叙述是否真的客观、评论是否恰当，对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有待于日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明鉴。

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唯心论。但也应看到，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会对他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有重大影响。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历史唯物论的运用简单化，就不能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特色。毛泽东在 1915 年 11 月 9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性不好束缚”。①“性不好束缚”确是毛泽东一大个性特点。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在 1922 牢 3 月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

②“天性富于调和性”确是周恩来的一大个性特点。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青

年时代的这种个性的不同，对他们两人后来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影响。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做一点个性性格与气质的分析。在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中除了“性不好束缚”及由此引申为“奋斗”、“挑战”、“自信”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性格是：厌恶特权，向往平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在农村，进城后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厌恶等级、特权，希望尽快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毛泽东这方面的性格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有重大影响。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起用心搜集所得。笔者也充分引用了近几年来在刊物上、书籍中披露的材料及研究成果。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不过是对几篇文章的综合。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叙述主要参照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0 页。

② 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 页。

至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参考书和文章则在书中注释里提及。

本书动笔于 1988 年秋，草稿成于第二年夏。1989 年春夏间我国的政治风波和同年秋冬东欧诸国的剧变使我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1990 年春，对草稿作了初步修改。7 月，打印了 10 多份，分送一些同志审阅。

1991 年苏联解体，更使我思想受到不小的震动，又有一些新的看法。1991 年寒假，再次对稿子作修订，成了现在的样子。

毛泽东晚年思想所涉及的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美学、新闻、科学、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毛泽东或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或提出了令人深思、富有启发的问题。笔者才疏学浅，主要从哲学上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对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错误，敬请同行与读者批评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