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右运动”与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认为，对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应当加以反击，但他并不想搞一场政治运动，而较多的是想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事实上，整风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自 1956

年提出“双百”方针后，尤其是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与建议。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需要造成空气，没有种空气是不行。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他说，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现在可解决了。关于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他说，现在看来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这个问题要研究。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示说：两个月来，“大多数的批评是谈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对错误的批评要进行反批评，不应听任错误思想流行，但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5 月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时，虽然有些人对向共产党提意见还有顾虑，但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国内民主空气高涨，所以多数人还是敢说话的。陈叔通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则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5 月 22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就研究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时，龙云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认为不是的。现在时机不同了。大家知道，共产党想办法改正错误，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风。翁文灏则说：目前最主要的是鼓励民革成员大胆“鸣”“放”。

《人民日报》报导了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发言。从报导中可看出：座谈会上的气氛是活跃的，也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发言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有职无权问题，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高等学校是否应实行党委制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定息是不是剥削问题等。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有的批评可以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 5

月 15 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继承性，

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陈叔通在 5

月 16 日发言中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作用，办大学要

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等等。李维汉接着回忆道：但是，在座谈过程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

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列举六个方面的内容：（1）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2）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3）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4）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私人办报，办新闻社；（5）他们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6）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指出，李维汉的这种概括是指整个反右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而言的，并非全是依据 5 月座谈会上发言。

李维汉讲：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那么毛泽东反右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李维汉说，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按：这些话，报上的报导中没有见）。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李维汉说：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学习。①

罗隆基的“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和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多次谈到罗隆基的这句话。1957 年 10 月 9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②10 月 13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又讲述过类似的话。③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他一开头就尖锐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然后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

① 详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支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1～834 页。

②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9 页。

③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5 页。

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右派“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在整风运动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党内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①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但这篇文章党外人士并不知道，所以许多人在 5 月 15 日以后继续大胆鸣放。

这里应当指出：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虽然可看出有些言论是错误的，甚至有的确有怀疑、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倾向，但从整个报导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

还应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不是在 5 月 15 日以

前“放”出来的，而是在 5 月 15 日以后“放”出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的“政

治设计院”是在 5 月 21 日“放”的。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在这次发言一开头就说：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鲜事。”“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他认为“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共产党的威信。”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 5 月 22 日放出的。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由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核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认为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在讲平反委员会前，先讲了这次争鸣是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又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党天下”是在 6 月 1 日会上，亦即是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上放的。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为题发言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

①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4～425、427 页。

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上。他说，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 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说，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又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这样的安排可以不可以研究？最后他说：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此，他认为党群关系的协调，党外人士的安排，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中央在5 月14 日发出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中说：“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前面所引用的都是 5 月 14 日以后的《人民日报》报导。我相信，这种报导，对“反动言论” 是不会再有删节的。

高等学校中的鸣放，开始在教师中间进行。5 月 19 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大饭厅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学生参加进来。大字报骤增，各种意见蜂起，有的人无所顾忌地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学校中也出现了辩论会，但没有停课。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性运动——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 6 月 15 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 6 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

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 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很多，还要努力。这表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

抵制、反对。不过，对这些忠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听进去，反右斗争继续升温。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7 月 1 日）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有没有阴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没有黑云？肯定也是有的，但并非毛泽东估计的黑云乱翻，不过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飘过几团乌云而已。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

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过分夸大了右派的势力，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7 月 9 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右派只有极少数，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单位机械执行上级指示，按百分比分配右派，抓右派，硬在没有右派的地方抓右派。结果全国共划右派 55 余万人。①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的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少数留在原单位的，也学非所用，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幸。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事实上无法做到。

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

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的改正过来。全国改正的共有 54 万余人（其中有些人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有其他问题）。

对反右派运动怎么看？1980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说：复查结果表明：“1957 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1957 年的反右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①中共中央还指出：属于改正的情况大体有三种，（1）一部分是出于

① 1957 年 6 月 29 日，毛泽东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 400 人左右，全国大约 4000 人左右。十天后，又提出：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一倍，北京约 800 人，全国约 8000。9 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 6 万余人。他讲：最多 15 万人。55 万右派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6 页。

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但不是根本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改正。（3）还有一些确实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应当承认，在当时社会上确有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这从 5 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可得到印证。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 5 月 15 日的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针对有人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认为，党委制有它的好处，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5 月 22 日，陈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讲：现在各地都“鸣”“放”，有放的好的，有放的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我认为，马寅初和陈劭先的发言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了解到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写的文章的内容。卢郁文（国务院的

秘书长助理）在 5 月 25 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他还说：在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后来，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确有一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机反对党的领导。

在鸣放过程和整风过程中确实出现右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否认这一点是无视历史事实。对这些言论进行批评、反击是必要的。但当时把许多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错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极度夸大了极少数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势力。从当时的国内情况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是高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负责人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他们批评共产党不是想搞垮共产党，不是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虽然受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帝国主义掀起的反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国内有极少数人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批评马克思主义。但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没有必要划一大批右派分子，而是可以通过正面的思想教

育和对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来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击退极少数人的进攻。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过分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的进步。他又采用对敌斗争的“引蛇出洞”和“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前所述。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就认为，社会上、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要打退这股逆流。但他并没有打，他明白，经过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定的气候是不轻易鸣放的。所以毛泽东在 2 至 4 月间的讲话、谈话中虽然也讲阶级斗争没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评，虽然也批右的言论，但总的基调是轻松的，阶级斗争气息不浓，是鼓励大家鸣放，认为现在是放的不够。他这样做，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有意识要缓和一下”。①为了让人们把大量的“毒素”吐出来。他一再向干部打招呼：要硬着头皮听，让人把话讲完，统统倒出来，而不要急于批评。他认为，共产党整风，就是主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1957 年大量的“右派”就是这样主动引出的。错误的实践在未被认识到错误之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理论上的错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为重新恢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反右派运动以前，如前所述，毛泽东反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说基本结束，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在反右过程中，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时加进了：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到了 7 月，他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②他还认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③到了这年十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八大”的观点。在全会的最后讲话中，毛泽东作了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5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9 页。

②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1 页。

③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8 页。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他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④他批评“八大”决议上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一“左”的错误理论埋下了日后进一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