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

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如前面提到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对把握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论思想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 1955 年 12 月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 “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这里

① 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8 页。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4 页。

毛泽东把右倾保守当作主要倾向加以批判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他的急躁情绪。但从纯粹的哲学理论上讲，毛泽东讲的是全面的，既反对脱离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心论，又反对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毛泽东敢想、敢说，富有浪漫的气质。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曾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②从发展看，在未来要使农作物产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现在，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就现实而言，要使农作物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则是脱离实际的一种幻想。1958 年的许多高产“卫星”，就是依据这一幻想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卫星”的出现，似乎又反过来证明毛泽东在 1955 年预言的“正确、伟大”。

1957 年 10 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唯物论的言论。他在 3

月 25 日的讲话中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又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在成都会议上，他一方面鼓动大跃进，但同时也感觉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因此，他也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他告诫大家：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既然已有虚报、浮夸的台风，为什么又不去挡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1958 年 4 月，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 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②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52 页。

这反映毛泽东虽然头脑已经很热，但还是有冷的一面。

在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升温。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要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抽象地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忽视了科学态度，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时忽视了实是求是的精神。结果破除了科学，破除了起码的常识，陷于浪漫的幻想和盲目的蛮干。他说，过去的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啊”，总之对搞工业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业高不可攀。原来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但到了 1958 年 5 月，他认为，只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我国七年就能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在大跃进中，人民群众中创造了许多“豪言壮语”。其中有一则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毛泽东认为这两句话很好。他说，高山嘛，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这两句话富有诗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气概，毛泽东的说明也富于浪漫的色彩。但要真正到“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让河流改道，可以移山填海，移山造地，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的。

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指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在 1958 年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①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穷二白。这是很对的。但他在克服一种片面性（把

“穷”“白”单纯看成是坏事）的同时，却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片面强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面，忽视了“穷”与“白”带来的困难，忽视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犯大跃进冒险错误的重要哲学根源之一是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整风，经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由此必然出现大跃进。1958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1 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

在大跃进中，有的农民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一口号，作为群众的一种豪言壮语，是无可多加指责的。但这一口号，不符合唯物论，不能提倡，而应加以教育纠正。可《人民日报》却加以肯定和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8 月 3 日，《人民日报》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中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

①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1 期。

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定了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又在《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中说，早稻亩产 36900 斤和花生亩产 10500 斤的“卫星”，“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 月 27 日，该报又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为标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报导。有的理论工作者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条件论”，论证“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见《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8 日曙光的《立足现实，大胆想象——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有的人还公开提出，客观规律可以人为地消灭和创造（见 1958 年《理论战线》第 9 期德麟的《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在大跃进时期，公开起来抵制、批评唯心论的理论工作者屈指可数。杨献珍在 1958 年 11 月 19 日的座谈中说：“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杨献珍指出：“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论。”。①第二年 6 月 12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他指出，去年的浮夸风把我党多年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为了战胜强大的白军，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从前面所引的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第二个序言中可看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 1958 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惠能和尚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从毛泽东的这一番评论中多少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1958 年毛泽东与李达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一次，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会面，谈话中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则以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

① 杨献珍：《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杨献珍论文集》第 2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5 页。

① 杨献珍：《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批唯心主义》，《杨献珍文集》第 2 卷，第 184、185 页。

利。他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是错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李达认为：“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 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则回答说：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①从纯粹的理论讲，毛泽东不会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李达也不会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就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是肯定、还是否定来说，真理在李达一边，而不在毛泽东一边。从争论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

党的报刊登载的许多高产卫星，不少人是相信的，甚至有的科学家也受了骗。在有的报导中，不仅有省、地、县的干部参加“验收”，而且还有农业科学家参加“验收”。有一位不是搞农业的著名科学家受了高产卫星的迷惑，在《中国青年》发表短文论证高产的可能性。这位科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

②这位科学家的这种理论推算虽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遥远的未来，

也许可以变为现实。但在 1958 年，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引起领导者们的注意。

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就提到这一短文。毛泽东对这位科学家的文章也很感兴趣。1958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展览会时见到了这位科学家，并谈起短文。这位科学家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你的看法在主要方法上是对的。”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期间，李锐曾问毛泽东，为何轻信亩产万斤粮，毛泽东说：“××× 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①当然，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决不是仅仅受了一位科学家文章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1958 年大跃进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之于毛泽东个人。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起来后，浮夸风、高指标愈演愈烈。对虚报、浮夸，毛泽东持什么态度？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时，县社干部的说假话已十分严重。如有的社长说，每亩麦棉保证 1 千斤，争取 2 千斤。有的讲，试验田的玉米计划争取亩产 2 万 5 千斤，

水稻取亩产 4 万斤，而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从报中看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到粮食吃不了。那么毛泽东真的相信粮食亩产几万斤？那又不是。1958 年 8 月 13 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

①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238～240 页。

②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 年 6 月 16 日。

①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78 页。

说，亩产 10 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 10 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 10 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看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算数。”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 1958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在同年 12 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 1958 年粮食产量是有 9 千亿斤，

毛泽东讲，最多 7 千 4 百亿斤，把 1 千 6 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其

实这也是大大夸了的，实际只有 4 千亿斤，可在 1959 年 4 月 14 日发表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中却说：1958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7 千 5 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他提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感到许多干部头脑太热，订的指标太高。为此，在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勿务虚名而获实祸。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 5 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

要搞 1 千 9 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铅、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 5 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不是撤职了吗？死 5 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 3 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下面的干部，有些人听不进·139 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他还指出：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有的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在 11 月 23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通我才能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

②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 238 页。

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指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他在 12 月 1 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总的看，毛泽东本人是爱热不爱冷，而且对冷热标准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武昌会议虽然唱了个低调，降低了北戴河会议订的 1959 年的指标，但会议并没有提出反对冒进，而是继续搞大跃进。

1959 年钢产量为 1800 万吨，粮食产量为 10500 亿斤，棉花为 1 亿担。正因为这样，武昌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1959 年 2 月 2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又说，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自以为在作翻案文章，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旁观者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可作为当局者，他实际上不仅没有改正斯大林“讲得很多，但不照着去做”的毛病，而且在 1958～1959 年间犯的错误比斯大林更大、更严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主义而发的。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命令风，毛泽东于 4 月 29 日向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发了封信，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①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8～809 页。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

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6 月 13 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的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会议把 1959 年的钢指标降为 1 千 3 百万吨。

以上事实表明：从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6 月，毛泽东发热了的头脑变得稍为冷静了一些。与党内多数人相比，他唱的是低调，是总的高调中的低调。他头脑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在打架。他在纠“左”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