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由前一章可看出，从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

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同时，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把党内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上纲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把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①

1964 年 2 月，他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②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 1962 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

1964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到了 1965 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

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5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明显地为他以后的大行动造舆论，下毛毛雨。

同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对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搞突然袭击。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篡军反

① 1962 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将它概括为“三和一少”是明显不符合原意的，视之为修正主义更是错误的。

② 1962 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合作化以来的经验和 1960 年至 1962 年在全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中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肉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等等。当时，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和政策被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受到批判。

党”。

12 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得学蔡锷，要造反哪！他又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对中央内部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心里也越来越不安。还是在 12 月，他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在此之前，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主任职务。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搞，找了三次，没有人愿干，只好到上海去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北京各报纸在 18 天内未刊登。毛泽东对这些自然很不满，感到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北京市、中宣部的事他管不了。1966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30 日，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三次谈话中说：1962 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他认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按：指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对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估计更是漆黑一团。1966 年 3 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搞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对中宣部很不满，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2 被解散）。

到了 5 月 7 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提出这种现象再也不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学校、知识分子开刀。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批判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先后八次易稿，最后经毛泽东补充、修改、审定而成，4 月 24 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通知

从行文的形式上看，是对中共中央在 2 月 12 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二月提纲》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其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指出：在学术辩论中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放” 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等等。这个提纲，今天看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是“左” 的气候下的产物。提纲提出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改变“左”的性质。但在毛泽东看来。提纲是右了，是修正主义纲领，要批判。毛泽东认为，这个提纲的要害是模糊了当前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加了不少话。若删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的话，那“5·16”通知的最初稿子主要讲的仍是学术方面的批判，讲的是对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的修改则明显是着眼于批判中央和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当前的文化革命，不只是限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这样写还不足以引起全党的注意，不足以表达这场文化革命的目标，于是在这个通知的最后，又写上重重的一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可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已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不只是夺回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要清洗党、政、军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 年 12 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又说：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 年 2 月 3 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

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 5 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估计，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呢？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对修正主义概念的误解。1957 年，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先是反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之后又发展到反国内的修正主义，并逐渐把反修防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965 年 8 月 3 日，他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种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国内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修正主义，抽象他讲也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看来，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1969 年 4 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出他对修正主义的误解。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都是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显然，他所批判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有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些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也有一些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这种理论上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政治上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混淆敌我界限，把与他一道反对修正主义的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支配了全党。在崇拜者眼里，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凡与毛泽东不同的议论即是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都应批判、打倒。在这种气氛下，即使是在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中央核心领导中没有人对错误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诸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人对“5·16”通知发表不同看法。可以说，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党中

央其他领导人是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第三，毛泽东主观武断，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前就轻易给人定罪。对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如此，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是如此。这一情况，反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遭严重的破坏。

第四，特殊的国际环境。从 1960 年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尊严，反映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无畏气概。但他错误认为苏共变修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与判断，毛泽东加紧进行反修防修，清洗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清洗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第五，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诬陷好人，把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上述复杂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实际，于是便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