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1958 年，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经济建设，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他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没有放松，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他的这一估计更是远离了中共“八大”的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结论。毛泽东没有正视：公私合营后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之中，它的成员正在变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把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划为剥削阶级更是明显脱离了实际的。基于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分析，他在 4 月的武汉会议上讲：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如果世界出了大事，中国出了大事，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还会造反，中间派还会起来反对我们。他提出，在斗争策略上要冷一冷，放一放，不冷不放，他是不会出来的。他提醒各省的的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在摸工业、摸农业时，还要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应首先抓思想动态。

毛泽东认为：经过土改，地主阶级搞臭了；经过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搞臭了；经过反右派运动，右派搞臭了，孤立了，没有资本了；对知识分子戴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也不行了。因此，阶级斗争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由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转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成都会议上，一些省自治区的领导汇报了省委里边的“斗争”。根据汇报的情况，他说：省委里的斗争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另一种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

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在这次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

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同他未能全面认识阶级与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存在的关系有关。在反右运动中，他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

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认为在政治上、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的武昌会上，他则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

问题。他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 1936 年宣布的，

16 年消灭，我国 16 年也许可能。今年 9 年，还有 7 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斯大林在 1936

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 1937 年还杀那么多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知识分子里阶级消灭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思想？我认为，阶级的划分只能以经济为标准，但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范畴，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消灭了，并不等于说它的政治思想影响也就立即随之消失。应当承认，阶级的消灭是一个过程，从这方面讲毛泽东上述话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得出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因为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社会上还继续存在着某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残余，就认为某阶级如同以往一样的存在着。也不能因为由于旧阶级中的个别顽固分子（包括新产生的）的存在就认为整个旧阶级也存在。确实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要彻底消灭它是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思想上还沾染着某些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就轻易地将人定为资产阶级分子。

在 1957 年以后，毛泽东把人民内部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论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不赞成搞冒进、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斥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右倾、保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1958 年 8 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在通过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决议的同时，又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提出大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大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倡“拔白旗、插红旗”。就是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有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他甚至认为：坚持不坚持办公共食堂是坚持不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因此，他把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人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解散食堂说成是向党猖狂进攻。可以说：在大试验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了执行大试验的工具，而大试验又反过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向“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