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的斗争

城市反对封建主斗争的胜利果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落入城市上层分子的手里。这些上层分子有富商巨贾、高利贷者、房产主和地主,他们有钱有势,竭力模仿乡村贵族的生活方式,故有城市贵族之称。他们操纵市政会和审判团,充当政府首脑,控制着城市的立法、行政、财政和军事大权,严重损害广大手工业者和下层群众的利益。于是,组织在行会里的手工业者又展开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从 13 到 14 世纪,西欧许多城市爆发反对城市贵族

的激烈斗争,有的学者称之为“行会革命。”结果,有些城市,如佛罗伦萨、科隆和奥格斯堡,行会取得胜利。科隆行会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城市贵族的统治,终于在 1396 年取得胜利,建立行会的统治。根据共同纲领“社团盟约”的规定,成立权力很大的新市政会,除少数特别重大的问题外,有权决定一切问题。①另外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城市贵族的势力强大,行会的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如汉堡、吕贝克等汉萨城市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就是如此。

行会出现于 11—12 世纪,几乎与城市同时产生。城市初兴,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手工业还不可能完全与农业分离。在规模狭小的作坊里,手工业者家庭成员和一两个帮工、学徒共同劳动,制造同一产品,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分工,每人都必须熟悉主要的生产工序。为了对付封建势力的侵扰,保护辛苦学得的手艺免遭逃亡农奴的竞争,捍卫同业者的共同利益,手工业者组成本行业的特殊联盟——行会(guild,音译基尔特)。它是“由直接需要,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怀而产生的。”①除法国南部一些城市外,几乎所有的西欧城市都有行会组织。

行会成员由每个手工业作坊的作坊主组成,称匠师或师傅。行会追求对本行业生产和经营的垄断,不鼓励成员追逐利润和互相竞争,而是帮助他们销售产品,保护市场,以保障他们的生存条件。为了消除内部的竞争,行会章程明确规定每个师傅拥有工具的数量、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帮工,学徒的数目。师傅必须遵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规定,不准延长劳动时间,不得上晚班,加夜班。违反行会章程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如罚款,甚至剥夺从事本行业的权利等。②行会实行这种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措施,是市场和销路狭小造成的。

行会对其成员提供生活上的帮助,用会费和罚款的收入赈济鳏寡孤独, 举办婚嫁丧葬,修建公共会所。行会组织义勇军,保卫城市安全。行会的发展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有利于劳动经验的积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有些作坊主开始控制小师傅,供给他们原料或半成品,收购制成品。有的行会演变为有钱有势的大行会,有的则日渐沦落。在佛罗伦萨、伦敦、巴黎和巴塞尔等城市,都有大小行会的区分;大行会往往掌握市政大权或参与市政管理,小行会则受控制,受剥削。就行会本身而言,它那平均主义原则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行会墨守陈规,固步自封,不思改革,反对竞争和扩大生产规模,必然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相矛盾,因而变为妨碍

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60—46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 页。

② 参见《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8—454 页。

生产发展的障碍。

与此同时,行会内部的分化深入到作坊里,帮工和学徒的处境明显地恶化了。原来,学徒交纳学艺费后,经过一定时期的学徒阶段,如 1—2 年、7

—8 年或者更长,可以成为师傅的帮工。帮工尚未独立开业,受雇于师傅,

他们每天工作时间较长,夏季可达 12—15 个小时。经过一段时期,帮工可

以申请独立开业,加入同业行会,成为独立的师傅。但是到 14—15 世纪,

有些大行会竭力延长学习期限,长者可达 10—20 年,尽量剥削,使帮工和学徒升为师傅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可能。许多人成了“永久帮工,”即事实上的雇佣工人。而匠师的儿子、女婿或近亲,可以不经考核便成为师傅, 独立开设作坊。有的师傅甚至出卖学徒。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帮工、学徒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组成“兄弟会”、“伙伴社”等组织, 提出诸如缩短学徒期、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这种斗争相当尖锐, 有的甚至采取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方式,以改善日益恶化的处境。例如, 1481 年科隆爆发反对行会上层统治的起义,被市政当局残酷镇压,领导人被处死。

在反对领主和城市贵族的斗争中,中世纪的市民阶级逐渐形成。城市初兴,“市民”一词指全体城市的居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分化, 出现了富裕的商人和富有的手工业者与贫穷的城市平民,后者包括帮工、学徒、日工,奴仆、破产手工业者和其它下层群众。14—15 世纪,“市民”一词已经失去从前的含义,仅指富裕市民即资产阶级的前身。中世纪的市民在民族国家形成和专制王权加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