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亚洲经济中的作用

“儒教文化圈”崭露头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然后再争取经济的独立与发展。

在亚洲，日本于 60 年代实现工业化；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中国及越南

分别于 70 年代至 90 年代进入经济发展时期。

面对这一现实，要分析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当然都要把目光集中到这一地区共同的文化及历史背景。“儒教文化圈”这一设想就是其中之一。最近还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这一看法。

分析东亚经济发展的背景，着眼于该地区共同的文化，这是个极有意义的课题。这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是指过去一直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也可以把这一地区称为汉字文化圈，或者称为“筷子文化”区。从地理上说，有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和越南，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应包括在内。

这里所说的儒教文化并不是儒教和儒学本身，而是指历史上曾经以儒教的思想及伦理作为社会秩序规范的经历。一直共有这种儒教文化的就是东亚的“儒教文化圈”。但这是指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在历史上一直与儒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儒教文化对于东亚地区当今的经济发展仍是有效的因素。

“集体主义”与“热衷学习”。“儒教文化圈”国家的特征和共性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呢？

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强调：“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于家庭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他就这一点分析说：“东亚是依靠儒教的集体主义文化驱动资本主义体系，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传统的集权秩序使经济发展走上正轨。这不同于欧美通过自由企业制度以民间为主导发展经济的方式。东亚是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与儒教理论相结合的家族集体主义成为“儒教文化圈”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

这种家族集体主义不单是劳动组织，而且导致企业成员的组织化，并成为企业经营的规范。在东亚国家的中小企业及日本现在的大企业都能看到这

种特点。

“儒教文化圈”的第二个特征是学习主义，或者说是学习集体，学习国家。儒教的影响在日本的学问中占绝对优势，尤其是以朱学为首的新的儒学流派对于日本近代思维的形成及现代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主义、学习集体和学习国家这种志向，导致东亚国家和地区识字率、就学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结果，在当今的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地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知识密集的社会条件。这对于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信息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