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 1841 年 9 月英军从厦门北犯舟山时，英国政府即决定再次增加兵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尽快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清军在浙江的节节失败，更加助长了英国的侵略气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同年 11 月 4 日，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给璞鼎查的信中说：“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笔赔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无限延长。信中还指出，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中关于长期占领舟山或其它沿海岛屿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

①这既暴露了英国政府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又反映出英国侵略者外强中干

的虚弱本质。它吞不下中国这块大肥肉，特别是害怕占领中国领土后，引起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节制的根本原因。基于上述各点，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

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由于这些军队是陆续抽调增运来的， 需要时间，所以，从 1841 年 10 月起，侵华英军有半年多时间停留于浙东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英国侵略者为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认为：（一）北京虽为京师要地，但比较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银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进攻北京，清政府必迁都于更远的内地，届时难以找到谈判的对象， 势必迁延时日，达不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同时，清政府正全力加强北京一带防务，对长江的防御则未予重视。（二）只要沿着长江攻入江苏、安徽， 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 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①英国政府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英军在增加兵力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进攻发起时间选在

① 《阿伯丁伯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755—756

页。

① ［英］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弟 145 页。

春夏之交，因为那时正是粮食等物资北运的季节。1841 年 9 月底，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在 1842 年 4 月间，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海陆军于新加坡，以便随时行动。这批奉调来华的海陆军，计有军舰七艘和陆军约七个团，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②为集中兵力从长江口入侵，英军于 1842 年 5 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宝山。

1841 年冬，道光帝即风闻英军可能进犯上海，曾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加以防备。但牛鉴却认为，“下游之堵御既严，瓜洲之防护又密”，英舰“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③牛鉴这种轻敌的估计，严重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设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