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 年 5 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 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枪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 “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①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只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② 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给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③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 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

① 曾国藩：《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版（下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 38 页。

②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 68 页。

③ 曾国藩：《贼众全萃皖境先赴临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 57—58 页。

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准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 年 6 月 18 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 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