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 年 7 月 28 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 月 5 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 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 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 8 月 3 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① 但当 8 月 9 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②8 月 10 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 8 月 15 日（一说

17 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 月 20 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 “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①8 月21 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②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月 30 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

①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37—338 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59 页。

①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92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93 页。

理”。③

月 15 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④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① 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②，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也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

③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42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513 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4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