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双方战略意图与部署

江南大营崩溃后，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早在 1860 年春，湘军即在鄂军配合下大举入皖，推进到宿松、太湖、潜山、霍山一线。太平军进行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时，湘军正积极准备继续东犯，进围安庆。同年 6 月 8 日，当李秀成等率军东征时，清廷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加兵部尚书衔，令其“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

（德）、建（平）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①。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因而对于咸丰帝的谕令，他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曾国藩认定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②。因此，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但在咸丰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给曾国荃，自率万人（半数以上为“新募之卒”）于 7 月初自宿松开赴长江南岸，月底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实际上，曾国藩心有成算，他把湘军主力和战将留在安庆周围，自己进至江南，不过是为了应付清廷，并牵制南岸太平军，以掩护北岸湘军夺取安庆。

1860 年 8 月 10 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随后，又接连催促他体察情形， 进兵江浙。曾国藩以“皖南安则浙江亦安”为由，拒不应命，其战略意图仍

①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中华书局 1955 年版，卷二十六，第

1218 页。）

①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八，第 6 页。按：当时苏州已被太平军占领，但清廷尚未得报。

② 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 43 页。曾还认为：安庆“为武昌、九江之门户也，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也，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也。”（《书札》卷十）

然是千方百计夺取安庆。同年 9 月，湘、鄂军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攻桐城，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阳、攻池州，与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声势相联。在江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四千由徽州（今歙县）取道旌德进援宁国府；总兵鲍超部湘军六千余人攻泾县；道员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余人自湖南开抵祁门。曾国藩则坐镇祁门调度指挥。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1853 年 2 月，太平军自武汉进军金陵时，曾攻克安庆，旋即弃守。同年 5 月，太平军自天京西

征，于 6 月 10 日再占安庆，即设西征军大本营于此。从那时起，安庆就成

为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中心。自 1858 年夏九江失陷之后，安庆就成了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统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 1860 年 5 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一俟下路既得”，即应“沿长江上取”湖北。由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救援安庆便成了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同年 9 月下旬，天京最高当局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原定方针进军湖北，以期安庆不救自救。根据这一目标确定的进军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 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陈玉成两路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十余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