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的爆发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清政府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人民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清王朝为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 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①。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②。云南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目标，统治阶级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分子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 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 发生纠纷。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 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 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① ，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1856 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

① 马如龙：《晓谕滇垣绅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以下简称《回民起义》——（二），第 72 页。

② 岑毓英：《通筹滇事酌拟八条请旨遵办折》，《岑襄勤公奏稿》卷二，第 7 页。

① 马观政：《■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一），第 293 页。

弱鲜得免者”②。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统治阶级污蔑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①

统治阶级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群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同年 6 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 月即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兄弟民族也纷纷起义。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这时，虽然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道路。